（一）词中男性与词中女性形象的关系

杜陵韦氏世代簪缨，房房荣显，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便是关中地区的名门望族，然而即便韦庄的远祖仕履声望显赫，到了韦庄这一代已是家道中落，不复从前。先人的荣耀已如昨日黄花，锐意进取、建功立业的精神却一脉相承、自小融入韦庄的骨髓，韦庄“少孤贫”而“力学”，接受儒家思想的浸润，默默积蓄着求仕的资本。唐末动乱的年代，没落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在政治中的地位日益衰微，但韦庄绝不甘于现状，碌碌无为，他在《关河道中》发出了“平生志业匡尧舜” 的高声呐喊。 

韦词男性视角下女性书写的主体是不得志的“士大夫”——即词人韦庄自己的化身，有别于意气风发、习惯言志载道的古板士大夫们，在这种抑郁不得志的男性“士大夫”视角下的客体也不单纯是地位低下、形象倾向于同质化的“伶工”，词人在她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能更为全面、真实地进入她们的世界。韦庄词中的女性已开始从闺房走向大自然，逐渐摆脱了宫体词以来的靡艳风气，闺妇、仙女、女道、妓女、酒女、舞女、闺阁少女、宫廷女子等不同的女性形象都被置于词人不得志的“士大夫”的男性视角之下，焕发出新的光彩，真实生动地展现着那个时代的女性特色和命运。本文将这些女性分为以下三类进行探讨。

第一类女性正如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所描绘的那样：“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 韦庄毕竟仍未完全摆脱“伶工之词”的特点，只是出于一种新词风的开拓阶段，他词中出现的女性有很大部分还是为筵席宴会助兴而弹奏演唱的妓女伶工。她们与词人在地位上、阶级上、情感上泾渭分明，如自怨自艾但又善解人意的红楼歌女形象、苦闷惆怅及孤独寂寞的闺妇形象，是“谢娘”“娥眉”一类的群体形象。《谒金门》（春漏促）上阕着意描写春夜里的景致，下阕正面描写女子的形象和活动，闺中女子的寂寞、凄惨之状表现地淋漓尽致，闺中女子独倚绣屏、闲抱琵琶的情态如一道亮丽而哀伤的剪影，在残烛的微光里影影绰绰，转轴拨弦，唯有帘外被风撼动的竹叶声与之相伴。韦庄选择这样一个场景来展现女子香闺寂寞之情，是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的，香闺寂寞的女子大抵都有过这样的切身感受。在韦庄这一类的词中，他都是站在男性的立场上体察女子的情感和思绪，而作为男性自身的情感则较为收敛，有种含而不露之态。当然，即便在这类书写女性的词中，还是表现出了韦词特有的清丽风格，“风撼竹”带给人的是便是一种清幽、寂静之感，画着远山眉的女子美而不艳，楚楚动人。词人不拘泥于对女子细致入微的全面刻画，而着眼于整体氛围的营造，抓住当时情境下的典型动作和情态，造就些许朦胧、梦幻、美好的意境，雅而不俗。

第二类女性是与词中男主人公交往密切、品行高洁、才华横溢的意中人形象，也是词人以男性的眼光看到的理想型女子形象，这一类的女性形象主要是韦庄悼亡词中的昔日旧姬，如《谒金门》二首、《荷叶杯》二首等。其中《荷叶杯》其二（记得那年花下）可以算是韦庄的悼亡之作，韦庄曾有一心爱的姬妾，相传被蜀主王建所夺，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尚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词人确实有过这样的一位爱姬，并且词人失去了她。“记得那年花下”和“如今俱是异乡人”大大增加了词中的真实色彩和词人从内心流露出的真实情感。整首词中词人未用一字正面描写女性的形象，均是以景来烘托，她就藏于记忆中的繁花之下、水堂之畔、画帘之后，要眇宜修，有一种朦朦胧胧的美感。对于这类女性形象，韦庄对其的描写相较于第一类而言往往更加含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