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良知”：恬淡心境与注重理趣

作为王阳明晚年论学的宗旨，“良知”学说是王学发展的最终形态。该学说包括“良知”（本体）与“致良知”（功夫）两个层面的内容，它们体用一源、互相依存。本文拟先从“本体”层面疏解“良知”内涵：

“良知”具备“普遍之理”和“个体之心”这二重规定。 从“普遍规定”来理解，它“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 。这一命题在客观规律上显然无法成立。它旨在说明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据都在于人的内心。因此只有真正出于主体善良意志的行为才具备道德性；从“个体之心”来理解，“良知”包含主体意识。它统合五官、容纳情感内容。这“二重规定”一方面意味着“理”不能离开“心”,也就是说离开道德主体就谈不上道德实践；另一方面又意味“心”以“理”为本质规定，说明道德实践是主体的自然倾向。王阳明曾说：“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 同时，他认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 ，也就是说人人具备成圣资质。总体而言，王学以成就道德的完善、人伦的和谐为第一要务。论文网

那么，王阳明对“良知”的如上思考，对他的诗思有何种影响？让我们以《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 为例进行考察。该诗以道德修养的眼光审视“物”，以“致良知”履践为主题：

古洞閟荒僻，虚设疑相待。披莱历风磴，移居快幽垲。营炊就巌窦，放榻依石垒。穹窒旋熏塞，夷坎仍扫洒。卷帙漫堆列，樽壶动光彩。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岂不桑梓怀？素位聊无悔。

被贬、辞官在诗歌书写中并不少见，各人对此的态度亦不相同。如陶渊明辞官后索性归隐田园山水，“觉今是而昨非”。《归园田居》“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归去来辞》“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等等都是如此。“今”与“昨”呈现为“是”与“非”对立的两极；又如屈原《离骚》“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苏轼《临江仙》“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等等，则不免有怨怼之情。总而言之，贬谪之作往往呈现此种模式：作者或通过“以理化情”的方式由“怨”走向“乐”，并伴随着归隐情结；或始终心系庙堂，处于“是进亦忧退亦忧”的心理状态。

不同于上述诗人以“怨”与“乐”为诗歌基调，王阳明此诗注重传递“恬淡”的心境：荒芜的东洞“虚设疑相待”，似是在专程等待自己。因此自己移居阳明洞非被迫，而一种“归去”。当然，他确实想念家乡。但君子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狄行乎夷狄。如果保定这种信念，蛮陌之邦又有何简陋呢？这种“无入而不自得”的精神风貌当然非王阳明独有，可他却自觉地将心性领域的“素位而行”贯彻到诗歌创作中。这种“自觉”基于诗人特殊的心学修养。

《全集》中的《年谱》载阳明“石椁之誓”一事。他在龙场长时间无法忘怀生死，于是自己制作了一具石制棺材，终夜置身于棺材中。继而“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吾性自足”意味着个体的“良知”具备先验的完满性，无论外在的条件如何变化，它恒是寂然不动的。人们所应做的，就是通过自身道德的履践，使“良知”的这种完满性向形而下的生活落实。对阳明来说，在朝为政固然是心性磨练，而改“东洞”为“阳明洞”亦只是行以“良知”。只要念念去存天理，那么居于九夷和兼济天下都没有本质的分别。由此我们很容易从该诗中体会心学向诗思转化的逻辑链条：素位而行、念念在乎天理便是“致良知”功夫。随着“致良知”功夫的推进，“良知”的完满性将给予主体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其保持“无入而不自得”的状态。可以说，真正支撑起该诗“恬淡”格调的，正是诗人自己不断向幽隐天道靠近、最终趋于心安理得心境的履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