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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流意识的显性表达：《五（2）班日志》、《寻找山泉》
1976年，“文革”结束，文艺界打破“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桎梏，大量伤痕剧、反思剧涌现，这些剧作多展示了“文革”中人们遭受的苦难和创伤，并对造成“文革”动乱的历史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五（2）班日志》也是随着这种时代潮流创作的，它“以其清新的样式令戏剧界耳目一新”，[3]以对童心的呼唤表达对复杂混浊社会的批判。《五（2）班日志》讲的是某小学五（2）班的一群天真可爱的小学生在班主任乐老师的教育下发现自身缺点，改正错误并将成长体悟记录于一本班级日志的故事。剧中有五个性格鲜明的小学生：出生于干部家庭的娇小姐童明明，有海外家庭关系的乖乖女妮娜，经常挨打却乐在其中的淘小子吴勇，有个经理爸爸的顽皮儿童郎军，家庭残缺、母亲患病的优秀生吉冬。作者塑造了一群真实可感的儿童形象，并试图通过呼唤天真的童心来影响社会，希望成人社会像孩子的心灵般纯净。
儿童的成长不单单是靠自我认识和自身的不断改进，还与每个人的家庭影响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家庭环境，会造就出不同的孩子。甚至由于家长的职业和职务的不同，教养的不同，也会使孩子在思想观念上，在生活能力上，在智力发展上，在性格特征上，都显现出很大的差异。”[3]如妮娜在母亲的限制下，内心渴望友谊而生出一种孤独感；出生在干部家庭的童明明，耳濡目染下也有特权优越意识；吴勇在其父的棍棒教育下成长，却更加不爱学习；吉冬因家庭残缺、母亲患病产生出自卑敏感的心理。然而每个孩子的心灵中都有美，他们中间的幸运儿或不幸者都应该健康地成长。
童心的文护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剧本中的文护者就是对孩子们有“言传身教”影响的老师们。
剧中的乐老师是一个50岁的慈祥和蔼的女老师，她以一个完全正面的形象成为孩子们行为的向导。在她的带领下，孩子们能以得体的举止迅速赢得妮母的认同；当她接到吉冬被扣留的电话，能立刻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并把孩子解救出来；当郎经理的公园演出影响到学生上课时，她立刻向郎经理提出意见并提议公园增加儿童玩具；中秋佳节吉冬正渴望亲情的温暖，乐老师及时出现给予他母亲般的关怀；吉冬母亲在课堂上发疯，孩子们争相模仿，她三言两语就让孩子们主动认错并陷入忏悔乐老师永远都是一个正面的存在，高谈爱心，给学生们正面的教育。但是这种单一的、刻意渲染出来的正面老师形象却缺乏生活的真实性，无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作者自己也意识到：“剧中的主要人物，也是我花功夫较多的人物——乐老师，偏偏是个比较单薄的形象缺乏独特的个性和复杂的色彩，连稍稍能唤起生活真实感的个人生活暗示都没有，遇到事情她的情感反应也比较单一还是未能跳出‘写高大全完美英雄’论的影响。”[4] 这就直接说明了作者在这个人物塑造上的缺陷，乐老师的形象则变成了承载着道德教化意义的符号，流露出了作者写作中的主流意识。
我们再来看剧中另外一位老师，李老师在办公室里陪着吴勇写作业：
“乐老师 （拿起桌上的作业本一看，明白了）李老师你先回去，我跟吴勇谈谈。
李老师 不，今天他不把作业重做一遍，我不离开这儿！
乐老师 我陪他在这儿做。
李老师 （铁板钉钉） 不！
乐老师 小李，你这是干什么？你爱人在厂里上中班，门锁着，孩子在马路边上坐着饿得直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