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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喷薄着如此强烈政治批判意识的剧中，作者唱起赞歌：人民群众多么值得我们学习，一无所有还毫无怨言、坚贞隐忍、默默奉献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群众多么可敬可爱啊！
在此剧中，作者以“十七年”文学中的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置换了剧中喷薄而出的历史批判意识，将人们本来的聚焦于老区人民苦难生活现实的目光转移到对昂扬向上的革命精神状态的关注上。作者的写作逻辑与文本本身的逻辑产生了巨大的断裂，因而人为地淡化了文本内在的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她高调地宣扬了主流革命价值观，体现了鲜明的政治主流意识。
沈虹光出生于江苏南通，两岁时跟着父母迁到武汉，从此便一直是武大附小里积极的文艺分子，12岁考入武汉省话剧团，在“文革”期间因剧团这一庇护所避免了苦难的经历。她为人处事小心谨慎，生活中“少有大开大合起伏跌宕” [7] ，致使她思想中缺乏对历史、社会深刻的反思和体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既然已写出革命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又对现实问题置之不顾，而将主题引到对主流革命伦理的宣扬上。
二、 俗世生存的表象还原:《搭积木》、《丢手巾》
《搭积木》（1988）、《丢手巾》（1989）作于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时期，文坛上的哀伤反思情绪得到缓解，新写实主义文学盛行。沈虹光随着文学潮流的转变也将笔触转向了对世俗生活的探索。
这一文学潮流强调对人物“原生态”生活与个性的塑造，使作品中的每一个人都如同生活在我们中间，每个读者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丢手巾》中开场周师傅有一段话就典型地呈现了这种“原生态”的生活情态：
“秀秀，交份子钱了吗？这会儿你给她送，赶明儿你结婚她还送给你，不吃亏的！开了开了，快拿瓶来灌，等一会儿我要上凉水了。钱搁在盒子里，签个名。进去帮忙喊一声，叫楼上的下来打开水。呃，交份子钱了吗？丫丫结婚！哎哟，什么东西呀？楼上的扔什么呀？我罚你们的款！把楼下当垃圾箱啊？”[8]
这段话不禁让人拍手叫绝！一个活生生的麻利又拙朴的宿管形象便出现在我们眼前，正如沈虹光所说，她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人物。
又如《搭积木》中，毛毛妈回家见孩子爸不在家，对她儿子的几句问话：
“（窥视室内） 毛毛，爸爸回来了吗？
（坐下换拖鞋） 毛毛，我不在家爸爸跟你说什么了？
爸爸每天检不检查作业？
爸爸怎么摔的？爸爸每天给你做什么吃的？”[9]
从她一连串的问话中我们可看出她在自己不在家的日子里仍对家事关心好奇，迫切想从儿子的答语中窥探出丈夫的情绪。丈夫回家后，她“探出头来，发现是他，脸部的肌肉顿时僵硬，迟疑了一下，尴尬地由厨房走出。她观察着他的神色，小心翼翼地堆出一个微笑。”[9] 这是她想跟他和好却又内心纠结的情态。到最后吃鱼时两人在饭桌上有了一场争论：
“她 （忍不住，打破沉默）吃鱼啊，很鲜，买回来还是活的。
他 鱼里搁醋了？
她 嗯，搁了。怎么！
他 搁醋干什么？”[9]
随后双方就“搁醋”这个问题吵了起来，这个场景与我们的真实生活何其相似。作者也这样说：“守住自己的感受。我们与观众在同一个现实中生活，人与人之间的感受应该是差不多的，我想，只要真诚地写出自己的感受，观众应该能够接受的。”[10]这说明沈虹光这时期的创作根植于生活，善于在生活的片段中挖掘日常戏剧性，具有真实质朴的特点。但沈虹光对这种俗世生活的真实性书写只是一种生活表象的还原，我们所看到的是没有经过深挖的生活的琐碎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