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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小人物”系列剧中始终有主流意识的影子。早期的《五（2）班日志》和《寻找山泉》虽然都顺应了时代反思潮流，并对浑浊社会面貌有一定程度地展示，但因乐老师这一道德教化符号的塑造以及《寻找山泉》中政治歌颂意识的表达，这两部作品变成了显性地表现主流意识的剧作。中期《搭积木》和《丢手巾》两部剧细腻地描写了女性处于婚姻爱情生活中的面貌和生存状态，真实地还原了快乐与困苦并存的俗世生活。本时期剧作中的主流意识渐显薄弱，但作者对文本主题思想点到为止，并将希望寄于虚假浅薄的主观人生愿望里，就使文本沦为对俗世生活、鸡毛蒜皮等小事的表象还原，缺乏对女性问题的深度思考与探究。后期的《同船过渡》和《临时病房》分别写了住在“团结户”中的两家人的矛盾以及新时代下一所临时病房内的两个老人的故事，这两部剧看似折射出一种“同船过渡”式的“宽容、理解”的人生哲理，但实际却对现实矛盾作了转移和逃避的处理，是作者妄图以“调和”的社会观来淡化社会复杂的现实矛盾的虚伪之作。而《同船过渡》三部曲也成为与平民生活相结合的呼应官方“文稳”政策的主流意识宣传品。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沈虹光剧作评价中的人性之说只是个人道德层面的自我约束，是作者在面对尖锐复杂的社会现实矛盾时，对大家要提倡精神、发扬风格，宽容忍耐的要求。因此沈虹光并不是一个能深入到人性本质进行写作的作家，她的作品也并非挖掘了复杂、深刻、多元的人生意蕴，作者思想中的主流意识始终是影响她剧作品思想高度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