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风易俗上，秦朝采用的是以法令的形式来移风化俗，如刻石中常有“反敬奉法”[5]卷五·P51、“普施明法”、“端平法度”[5]卷五·P50的记录，虽然在刻石中也有“男女礼顺”、“贵贱分明”[5]卷五·P50-P51具有儒家伦理色彩的要求，表明秦在试图用刑法来整饬风俗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但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通过培养知晓律令的文吏，向民众普及法令，将风俗的要求以法令的形式强制推行到基层社会中，教化作为传播儒学的核心配套措施的忽视，使得儒家的仁义礼智只存有条文的躯壳，失去了其内涵，显然秦在移风易俗上偏重于法治，然而这种以法令作为移风易俗手段的方式并没有收到较为良好的成效，如《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记载，虽然“法令已布”，但是民间犯法违纪的事情时有发生，“私好、乡俗之心不变”[6]，这再鲜明不过地反映出秦“严而少恩”“仁义不施”专用刑法的移风易俗措施的收效甚微，不唯如此，这种形式的移风易俗行动还会带来较大的负面效应。在《新书·时变》中，贾谊指出秦灭亡的原因之一在于“秦俗日败”，而“秦俗日败”的直接原因在于“不知守成之数”，“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导致“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7]卷三·P82

然而，日益败坏的风俗在新王朝时期并没有得以改善，并且汉初君臣采用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恢复发展生产，汉代统治者对于商业的限制也有所放松，“复驰商贾之律”、“开关梁”、“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1]卷二十四·P167。在汉初修养生息的自由政治氛围和强大的商业利益面前，富商大贾囤货居奇，乘国家之危难，哄抬物价，谋取暴利，又加上统治者无暇顾及礼制的制定，近一步纵驰了“人心皆慕富贵，富人商贾倡导在前，世人趋鹜于后”、“百姓便惟利是从”[7]卷三·P90的奢靡之风的发展。

奢侈世风给汉初社会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首先表现在经济上，富商大贾奢侈生活，使得社会上掀起了追逐名利之风，农民转而成为追求奇巧末技的商贩游民，导致“夫农事不为”[7]卷四·P138，结果国家粮食生产人员流失，相反消费者却多了起来，“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众”[7]卷四·P138。重农是儒家经济思想的核心，孔子将“足食”放到第一位，他认为国君所要重视的首要在于“民”与“食”，所以他强调要先富而后教，在孔子看来礼乐教化离不开农业这个物质基础；其后孟子提出了“若民则无恒产，国家无恒民”[8]P326的观点，在他看来，农业关乎维持政治的稳定性；荀子将农业视为国家财富的来源，“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3]P245，贾谊继承了儒家重农的思想，在他看来衣食足而知荣辱，粮食储备是“天下之大命”，粮食的储备关乎国家的命脉，他引用古语道：“一夫不耕，或谓之饥”[7]卷四·P138。如今百姓都追逐奇技淫巧，怠慢农业，“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7]卷四·P138，贾谊认为这是对于汉王朝的严重摧残。

其次，奢侈之风蔓延的直接后果是骄奢越制，社会上越礼行为日益严重。贾谊在《新书》中细致披露了这种现象，“编经履”、“偏诸缘”的“绣衣”[7]卷三·P77，本来是古代皇后祭祀时所穿的衣服，现在百姓拿来给庶妾穿；“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緁以偏诸，美者黼绣”[7]卷三·P77是古代天子的衣服，可是现在富商大贾竟然挂在墙上用以装饰，百姓皆“以出伦逾等相骄”[7]卷三·P82。礼制秩序是儒家追求的理想政治的一个重要内涵。在儒家看来，民众按照各等级所要求的礼制要求，没有非分之想，不做僭越之事，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所以对于季氏的“八佾之舞”，孔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9]P67。僭越礼制威胁统治秩序的危害在文帝时候就以中央与诸侯王的对抗反映出来，诸侯王的王宫守卫，与皇帝的皇宫相似，官吏请假也依循朝廷的标准，连侍从侍奉不廉洁不正直，也是按照皇帝的法令来判处的，贾谊感叹：“天子之与诸侯，臣之与下，撰然齐等”[7]卷一·P40。诸侯与豪民僭越礼制，甚至“隐机盱视而为天子”[7]卷三·P83，严重威胁着中央皇权，在贾谊看来这种“君臣相冒，上下无辩”[7]卷三·P95的风俗“可为长太息者”[7]卷一·P44。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