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主要有三本礼书，分别是《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其中，《周礼》是以西周、春秋的制度为基础编订的一部理想化的政典，分述各级官员职掌以及相关的典章制度[3]，《仪礼》是春秋战国时代贵族所用礼仪的汇编，《礼记》则是儒家有关“礼”的资料汇编，涉及内容比较复杂。其中，关于冠礼的记载主要出自《仪礼·士冠礼》和《礼记·冠义》，前者主要记载了当时的士阶层举行冠礼的具体仪式，后者则主要是对冠礼的含义的阐释。冠礼一直是我国礼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朝历代关于冠礼的研究主要还是以这两篇文献为基础，进行注疏和考据。汉代有关冠礼的研究最重要的是郑玄的《仪礼注》和《礼记注》中的冠礼部分，郑玄在经学上的成就非常巨大，后人在评价时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说，删裁繁芜，刊改漏失，择善而从”[4]，正是因为这样，郑玄的注本才能迅速取代其他版本，直到今天仍是普遍认可的权威注本。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学逐渐衰微，关于冠礼的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魏晋经学家王肃的《三礼注》中的冠礼部分，以及南朝皇侃的《礼记义疏》和《礼记讲疏》中的有关内容。唐宋时期，关于礼的研究十分繁盛，唐朝时以孔颖达奉诏编纂的《礼记正义》以及贾公彦所著的《仪礼疏》和《周礼疏》为代表，成就显著，它们都被纳入官学，供天下人讲习，影响很大，宋朝主要有朱熹、魏了翁、司马光等学者，他们都各自对三礼进行了注解，并有所创新，代表作品主要有魏了翁的《仪礼要义》、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卫湜的《礼记集说》等。元朝时，研究礼学的主要著作有吴澄的《仪礼逸经传》、敖继公的《仪礼集说》、陈澔的《礼记集说》等。明代很少有学者研究礼学，鲜有著作留世。清朝时，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礼学研究又重新兴起，并出现了不少名家著作，如方苞的《仪礼析疑》和《礼记析疑》、胡培翚的《仪礼正义》、盛世佐的《仪礼集编》、纳兰性德的《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孙希旦的《礼记集解》等，可谓硕果累累。民国时期，关于冠礼的研究寥寥无几，仅有著名民俗学家江绍原先生著有《中国古代的成人礼》，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古代成人礼，即冠礼，之后的数十年间，关于礼学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冠礼也不例外。1962年，杨宽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发表了《“冠礼”新探》一文，打破了这一局面，揭开了中国当代礼学研究的新篇章。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礼学研究又逐渐复兴，关于冠礼的研究也出现了不少著作。其中，钱玄先生的《三礼通论》是三礼研究的经典著作，《三礼通论》从三礼的礼书著作、名物、制度、礼节仪式等四个方面对三礼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内容详实，论述精确，考证充分，也对冠礼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还有彭林先生《〈三礼〉说略》、王锷先生的《三礼研究论著提要》、戴庞海先生的《先秦冠礼研究》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冠礼研究著作。

近二十余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发表了探讨冠礼的论文，主要有周绚隆的《试论中国古代的冠礼》(《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彭林的《冠者礼之始也:冠礼》(《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白华的《古代冠礼简论》(《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张文安的《略论中国古代的冠礼》(《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4期)，戴庞海的《略论中国古代冠礼的教育功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成守勇的《冠礼:成人的期待与认同——从〈礼记〉文本礼记的视角看》（《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汤海艳、杨明的《中国古代冠礼及其道德教育功能初探》（《伦理学研究》2011年第4期），朝黎明的《中国古代冠礼及其文化元素》（《内蒙古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