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中类似于这样结构的作品很多很多，有些名作或者将上面的葫芦圆放大，或者将其收缩，前者如《西游记》，全篇结为“大闹天宫”、“西天取经”两部分，在展示成年礼仪方面连成整体；后者如《三国演义》，在“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分久必分”这一高度浓缩的历史观中，演绎了“三国”纷争、统分的大事。还有不少小说，虽然结构形态多姿多样，不尽相同，但只是将小说的“葫芦型”结构稍作变化而已，终究未超离这种结构模式。

二

古代小说的“葫芦型”结构是如何发展、演绎，并被选择、固化定型下来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得从文学人类学的渊源、文学体制自身的发展轨迹这两个角度加以考察。在此，我们首先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探寻华夏民族的“葫芦”情结，力求解决问题的有益线索。

葫芦，又名“瓠”、“匏”、“蒲芦”、“胡卢”、“壶卢”等，它是中国人日常生活所见之物。葫芦用途十分广泛，很早就被种植。《诗经》中《瓠叶》、《硕人》、《匏中苦叶》、《七月》等是最早记载葫芦的文献。《诗经•豳风•七月》云：“七月食瓜，八月断壶。”葫芦嫩时可以食用，老了做盛水、酒、食物的容器。除此，葫芦还曾被当作浮具，做成葫芦船——“腰舟”，过江越海。在洪水神话中，伏羲、女娲就是躲在一个巨大的葫芦里才逃过灭顶之灾。《庄子•逍遥游》：“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撙，而浮乎江湖。”释文曰：“撙如酒器，缚之于身，浮于江湖，可以自渡。”刘尧汉先生在《论中华葫芦文化》中根据民族志的资料推断：世界上凡远古曾生长葫芦的地方，那里的原始先民，在使用陶容器之前，曾先使用过天然容器———葫芦，而葫芦容器正是陶器的天然模型，陶容器是葫芦容器的进一步发展。我国中原、东北、西北、东南和南方各地出土新石器时代的陶容器如壶、瓶、缸、豆、盆、尊、罐、钵、瓮等形状都类似葫芦容器。亚里士多德认为：“从孩提的时候就有摹仿的本能。”先民们在构思陶器的器型时，采用他们早已熟悉的葫芦的外形是很自然的，甚至在装饰陶器的纹样里也可以处处看到葫芦的身影。《论语》中，孔子形容颜回简朴的生活时说：“一箪食，一瓢饮”，侧面反映了那时的人常常用葫芦作为容器。葫芦与先民生活的诸多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中国人眼里便具有了丰富的内涵，进而进入人们的精神领域，成为供人膜拜的对象。可以想见，广泛的实用价值正是葫芦文化生长的基础。

我国许多民族的始祖起源、图腾崇拜、神话传说都与葫芦有关，汉族及南方大多少数民族的先民都曾把葫芦看作人类的始祖。汉族洪水神话指出：洪荒时代，整个人类沉陷在灭顶的滔天洪水中，一对兄妹藏在一只巨大的葫芦里，人的种族才幸免于难并得以绵延。人类没有彻底绝种，全赖葫芦的庇护。古代文献里也记载人们对葫芦的母体崇拜。比如《诗经•大雁•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瓜瓞”即葫芦，认为“人从瓜出”，葫芦被隐喻为人所由出生的母体。云南楚雄南华彝族毕摩普兆元的洪水神话说：远古之时，天下发洪水，天神指点伏羲、女娲兄妹进人葫芦避水。葫芦分三层，伏羲、女娲在上层，牲畜在中层，五谷粮种装下层。洪水退后，兄妹走出葫芦，世上才又有了人畜粮种。彝族的祖灵葫芦以及台湾高山族中派宛人崇拜陶壶则是“人从瓜出”原始创世观的遗存。而佤族的岩画形象地描绘了葫芦生人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