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传统文学创作中突出个体生命的尊严、强调自我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创作模式，时下的文学创作更多地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人之所以存在的终极思考。正如作家说的那样，作品中的人物是在说明一个事件，不仅仅代表男人或者女人，而是代表的人。这就把作品创作的高度提高了，把社会问题和认识的程度普及开来。这一点在毕飞宇创作的小说《推拿》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展现，小说的主人公是一群盲人按摩师。由于失去了光明，他们的人生较之常人少了些许鲜活的色彩、多了几分人生的困惑。对于盲人按摩师而言，生存的艰难、社会的歧视、心灵的孤独共同构筑了他们生命中那抹黯淡的颇色。当毕飞宇将关注的视角投向他们时，作者的心就与这些普通的劳动者联系在了一起。每一次的呼吸、每一次的心跳、每一天的叩问都重重地敲打在读者的心间，《推拿》所描述的仅仅是中国社会中极小的社会群体之一，但他们的遭遇却远甚于普通劳动者。

（二）残疾人生存情境与文学底层创作源[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毕飞宇在创作过程中，既没有粉饰太平，一地传达美好，也没有无病呻吟，故意把社会和人丑恶化。我们读他的小说，不禁惊异他敏锐的眼光和揣摩小说人物生存形态的能力，写得那样真实，写得那样深邃，写得那样温润。一方面，他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人物和事件写出了时代的问题，写出了社会的无奈和挣扎，写出了人性的局限和困境，引起我们广泛关注；另一方面，他的小说展示出对人的关怀和同情，对命运的抗争和不屈，对未来的憧憬和希冀，具有深邃的意，往往批判中带有一丝悲悯，斥责里夹着一缕温情，如夜空中的点点繁星，带给我们希望，不经意间碰触人的心灵，让人在痛快的阅读之后不忘反思。

 毕飞宇《推拿》的意义恰恰在于，他超越了种种文化偏见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写出了盲人的生活情状和文化政治处境。他一方面在盲人的“劳动、工作和行动’，中展开叙事，书写盲人作为“正常人”的生活;一方面他又意识到，盲人生活所面临的“正常人”的压力。可以说，他们的生活从根底上讲，是在“正常人”的目光中展开的，正常人所主导的时空，构成了盲人生活的潜在背景。他们的生活选择、价值观念和尊严感，都是在与“正常人”的互动中建构起来的。毕飞宇正是意识到了盲人生活的这种建构性特征，才得以从对盲人生活的现象世界的描写通达到人心和价值的高度。如果仅仅书写盲人的知觉现象学，《推拿》的意义就沦为了医学生物学的文学注脚，而通过书写盲人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被“正常人”所监视、锻造和规训的，以及这种监视、锻造、规训在盲人内心里究竟留下了怎样的情感印迹，毕飞宇完成了自己文学书写的三级跳，他写出了盲人的存在境遇，勾画出了他们无奈而又坚韧的生存图景。

二 《推拿》底层文学创作的叙事结构

（一）以人物为中心的文本结构

从叙事学的观点来看，小说中的人物分为“功能性”与“心理性”两种。“‘功能性’”的人物观将人物视为从属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情节是首要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作用仅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2]<p56>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经常运用这种观点;而后者主张，“人物是作品中的首要因素，作品中的一切都为揭示或塑造人物性格而存在”[2]<p68> ，“持这一观点的评论家并非仅仅关注人物的心理、动机或性格，他们也会探讨人物所属的(社会)类型、所具有的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2]<p67>，这些批评家主要研究的是19世纪小说和现代心理小说。从毕飞宇的《推拿》小说创作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他所持的应该是“心理性”的人物观。对此，他虽未有明确表示，但也曾直言:“在不伤害创作初衷的前提下，哪里能‘出’人物，人物就往哪里走，我就带着我的小说往哪里走”。[3]<p2>因此，毕飞宇的《推拿》基本上是以人物为中心而构成全篇的，在作品的结构上也有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