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玉米》所展现的时间跨度不同的是，毕飞宇在《平原》中将1976年作为叙事的时间维度，采取横切的方式进入历史，这一方式很有深意，1976年对于中国历史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它既是“文革”的结束，也是“左倾”思想整顿的开端，可以说是黎明前的黑暗，新的希望隐隐现现，但更多的是焦灼不安的悲观情绪充斥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是在王家庄这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风云激荡的历史转折仍将王家庄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特定年份的叙述，为《平原》一开始就设定好了宏大的历史叙述背景，“文革”即将结束，该返城的知青都返了，那么剩下的就只是两种人“能返不返的”和“想返返不了的”以及乡村知识青年毕业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无理想生活，以此为切入点，在褊狭的王家庄上演了一幕幕梦与醒、挣扎与重生的惨烈悲剧。

无论是《玉米》中的“王家庄”，还是《平原》中的“王家庄”，都是毕飞宇在向我们说明一个事实，在“文革”这一特殊时期，中国到处都有“王家庄”，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王家庄的一日三餐、婚丧嫁娶、四季交替，是比世纪轮回、斗转星移更持久、更永恒的真实，王家庄的这些个悲剧故事就是潜藏在历史洪流中的最日常的一幕幕生活场景中。因为，对于王家庄的众多老百姓而言，生活就是布帛菽粟、家长里短的代名词，由此可见，历史更改的只能是人的生活形式，但人的生活内容却无法随之更变，所以，毕飞宇只能借助王家庄这片土地，书写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历史”，换言之，就是隐秘的乡村“民间史”。

二、“命运史”决定“性格史”

毕飞宇的小说，致力于书写时代背景中的小人物的命运，写他们的“性格史”，“命运史”，但与世俗所理解的“性格决定命运”不同的是，毕飞宇更致力于论证“命运决定性格”的主题，是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史”促成了他们扭曲的“性格史”的形成。正如在他的创谈中所说：“人身上最迷人的东西有两样，一，性格；二，命运。它们深不可测。它们构成了现实的与虚拟的双重世界。筱燕秋身上最让我着迷的东西其实正是这两样。有句老话我们听的次数太多了，曰性格即命运。这句老话因为被重复的次数太多而差一点骗了我。写完了这部小说，我想说，命运才是性格。这个结论是狰狞的，东方式的。它决定了人的从动性，决定了汉语作为被动语态的妥协功能。”【5】从《青衣》开始，再到《玉米》以及《平原》，小说中的女性们都长期处于压抑与痛苦之中，致使她们形成了扭曲的生存状态和摆脱不了的命运桎梏，因此她们的挣扎、努力都只能是无望的追求，而恰是这种毫无希望的生活促成了她们悲剧性格的形成原因。

《玉米》开篇所描述的就是施桂芳产子的情节，而作为长女的玉米，她的喜悦更是他人无法比拟的，小八子的出世无疑是王家成为“人上人”至关重要的一步，显然在玉米还不成熟的年龄深处掩藏着的是一颗男尊女卑的心灵，她对男性权威的绝对屈服和权力的病态崇拜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在王连方还任职期间，玉米的命运道路无疑是广阔平坦的，关起门来，她接管持家的大权，消除“异端”，一统王家天下，走出门去，她抱着小八子去冷嘲热讽那些与王连方发生关系的女人，义正词严地鄙夷她们，与前途无量的彭国梁处对象。在权利的庇护下，她传统、骄傲、自信。然而，随着王连方的失势，村民的造谣、彭国梁的悔婚，玉米的“骄傲”瓦解了，命运轨道的改变促成了玉米性格的转变，失势后的生活让她更加确信了“过日子不能没有权”，所以她将自己的“骄傲”变成了把利剑，血淋淋地捅向了自己。她让施桂芳为了自己也要“靠着门栏嗑瓜子”以做给别人看，自己则继续抱着小八子游走于众妇女之间。她不知疲倦地追逐着权利，对权利的渴望日益膨胀，到最后只能用自己的青春和身体做赌注给“权力”祭坛献祭，这既是玉米的不幸，也是她对权力的妥协。玉秀也是如此，没了权利的庇护致使玉秀在王连方失势后惨遭强暴，但无力感、羞耻感没有促使她去怨恨那些施暴者，相反却嫉恨“关心”自己的玉米，甚至在玉米婚后的家庭生活中，她不惜与玉米的继女郭巧巧结成“同盟”也要和玉米分庭抗衡。对权利的膜拜致使她们的人性一步步扭曲，以至于为了追求各自的生活方式 导致了骨肉亲情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