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边缘生存的诗意表述

新移民文学积淀期是20世纪80年代，较老移民而言，以严歌苓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回归故土的心态没有老移民强烈。新移民作家，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中国内地移居到海外的新移民作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过中国国内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身上有非常复杂的文化与身份导致的冲突和矛盾。在中国国门重新打开后，他们在自己主观愿望的驱动下离开故土，希望能够在异国的土地上找到自己适合的理想位置，并以更积极的心态看待海外生活，表现在文学创作中有如张翎《上海小姐》、阎真《白雪红尘》。然而，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新移民们来到西方国家，其实是将自己置于一种异质文化中，一旦踏上异国的疆域开始移民生活，他们就不在祖国的文化情境内，即使他们是相对主动并且心态更积极，似乎也依然不能自然地融入另一种文化中去。他们成为了别的国家的公民，持有方寸异国的土地所有权，他们身上依旧会被所在国印上异族的标签。而与此同时，更为荒谬的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完全融合于母国的文化传统，“因为他们错过了它的一大段发展，其次因为我们已深深被别国文化所离间。即使回到祖国，回到母体文化中，也是形归神莫属了。”[4](p19)换言之，拥有本国文化积淀不得不浸润到他国意识形态下的他们，成为祖国文化与移民国文化夹缝中生存的人，他们的生存面临着巨大困难，他们的心理接受着文化冲击，他们的情感遭受巨变，人生的方向也面临的极大的不确定性，一切都使他们被祖国与异国在物质与精神上双重边缘化。在尝试了异国生存的艰辛后，本国与移民国之间巨大的文化落差，使严歌苓以一种多元的文化身份与边缘性的写作姿态开始文学创作。她以一种游离于公共之外存在，一种复杂模糊的身份认同，以一种疏离的言说方式，展现出在边缘生存的藩篱中的人性的沉沦与升华。

严歌苓的《无出路咖啡馆》是根据自己在异国切实艰难的生活经历创作的半自传体的长篇小说。这部 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我”在异国艰难生存的故事，是小说的主线，一条是“我母亲”从乡下到城市生活的经历，是小说的副线。在故事发展的后半部分，作者将“我母亲”年轻时的经历穿插于“我”当下的故事中。实际上这是通过“我母亲”的经历暗示“我”个性形成的缘由，进一步推动着“我”的故事的发展，也起到一个与“我”的故事对比的作用。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女主人公“我”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大洋彼岸美国求学，对于一个单枪匹马踏上异国的女中国留学生来说，“我”实际上处于一个极为艰难的生活境况下，一穷二白、无依无靠。然而这时，“我”与美国的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一见钟情并由此开始了一段“趋向婚姻的正式罗曼史”，安德烈·戴维斯在物质及生活上给予了“我”很大的关照，但是，由于“我父母”的中国员身份以及“我”曾经的中国军官身份，这段原本应该简单的爱情在美利坚的土地上变得复杂。联邦调查局特别侦探理查·福茨“长久地、不伤和气地”介入“我”的生活，使“我”的生活深陷更加紊乱和窘迫的沼泽。于是，牧师夫人、餐馆里的美国黑人女孩，他们都以同情的目光看待“我”，甚至于“我”与安德烈的爱情都是建立在一种不平等的基础上。在他们眼中，“我”像是可怜的初生儿，“拯救”“我”似乎是他们的责任。对于在别国艰难活着的“我”来说，一方面是自来政府的无端猜忌以至于不得不像犯人一样接受让人丧失尊严的审讯，一方面是一种来自周围人的同情式的关照与施舍式的捐赠。然而，这两种反差极大的态度都似一道无形的墙将“我”与他们隔开，让“我”感到心灵的隔膜。“我”只在无所事事的亚裔里昂身上找到了一种身份的认同，因为他和“我”一样是黄皮肤并且生存环境窘迫，与他的相处使“我”得到了一种情感上的放松和解脱，使“我”对里昂有一种过分的信任感。小说最后，审讯嘎然而止，在生存的困境即将能解除之时，“我”却选择离开安德烈，再回孤独与困苦。这看似出人意料的结局却在情理之中，对于“我”来说，生存时刻是悬于“我”头上的利剑，让“我”出于现实本能地不断发射走火般笑容的本能，但是对于生命尊严的追求始终是“我”内心的最深切的追求。这也让人不禁思考关于生存与尊严进退维谷的选择困境：追求一种彻底自由与尊严能走多远？屈服于现实的困境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得心理的满足？而似乎无论怎么选择，“我”都会面临一种“无出路”的绝境。小说中，“‘无出路咖啡馆’不仅放大为一个边缘生存的物质困境，更暗示着边缘生存的精神困境”[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