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扶桑》中的主人公扶桑、短篇小说《少女小渔》中的主人公小渔等，他们都是在异国屈辱、游离、被排斥、挣扎于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人。在小说《扶桑》中，严歌苓不时地中断故事的叙述，然后以在美国成长的第五代华裔“我”的身份，与一百二十年前被拐卖到美国成为妓女的扶桑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小说通过这种“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交错，展现移民华人在海外所遭遇一直未变的蔑视和苦痛。一百二十年前，克里斯捡起地上的报纸，看到的是这样的报道：“……内在还是外形，仪态到风俗都是令人厌恶的，从语言、血统到性格都是低劣的。因此，中国人所受的粗暴待遇不足为怪……”扶桑被虏、拐卖、在异国美国沦为妓女，在美国的妓院里，白人们不把她当人地糟蹋、蹂躏，与此同时，中国人也给予扶桑深重的残害，就连大勇对她的爱也不过像爱他的宠物一般。她是游离于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概念之外的边缘存在。而一百二十年后的“我”，打开电视机面对的是这样的情景：“一群青年人大约二十岁到三十岁，头剃得极端彻底，泛着铁青色。……他们非常着重地宣布了对亚洲人、黑人和所有非白种人的不共戴天的仇恨。”[6](p170)同样是来自大陆的22岁姑娘小渔，为了骗取异国“身份”，她不得不选择与六十多岁的意大利裔无赖老头Mario假结婚，糊弄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为此，她不得不在Mario凌乱不堪的家里住一年，而在这一年里，Mario涨了三次房钱，并且他故意要人来修缮屋顶，让人疏通下水道，请人为家里全方位灭蜂螂，这些都要求小渔付一半的钱，而小渔总是默默地接受了一切不合理的要求。无其实论是扶桑的被拐卖到美国成为妓女的经历还是小渔不得不选择的假结婚，她们都是在用自己生存的尊严、人格来交换生存的机会，作为移民的外来者，作为社会底层的边缘者，她们只能在逼仄、压抑、残酷的生存困境，以一种蝼蚁般的姿态挣扎于极致的环境中。源]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然而，严歌苓的创作并不仅仅满足于对边缘生存境况的描摹，她将小说的主人公置于一种毁灭性的边缘生存中，然后赋予她们一种与众不同的美丽与迷倒众生的魅力。在无奈的生活中，她们是卑微的甚至屈辱的，但每一个人都有生存与追求尊严欲望，严歌苓赋予她们以超脱社会功利的自然本色。扶桑以一种“透着超脱公正”的神色，她浑然不知似的在被蹂躏的同时平等地去享受情欲，亦或说是享受磨难，在奉献一切的同时索取一丝安慰。小渔对江伟有一种母性的爱与包容，对意大利裔老人宽容而照顾并以其人性的关爱使这个无赖老头在其所剩无几的人生中展现出一种全新的人生面貌。严歌苓用温柔细腻的笔触，在中外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让她笔下的人物以一种诗般的包容态度来消解文化冲突的尖锐，探寻一种别样的人格平等，寻求一种身份及情感的认同。

二 女性视阈的文学书写

法国女权主义作家西蒙·德·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运用大量的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生物学以及文学证明：“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她认为，“父权制社会把男性看作主体与超越，而女性则是证明男性存在的第二性，是对象和延续”[7](p32)，所谓女人的“天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男人建构出来用以否认女性自由的神话；女性始终是被“第一性”的男性所界定的“第二性”。在波伏娃观点的影响下，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形成两种创作策略：一是法国批评家露丝·葛朗台伊瑞格瑞提出的“女人腔”观点，她认为男性的语言特点是理性的、有逻辑的，而女性的语言特点则是直觉的、反逻辑的，女性作家如果使用一种无中心、跳跃、隐秘、模糊的语言，挑战男性书写范式，就可以摆脱“男性的语言”，颠覆男性书写的霸权；另一种则是对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进行描写。八十年代开始，波伏娃的理论传到中国大陆，然而第一种创作策略对话语权的争夺在中国大陆并不具备创作土壤，于是在西方女权主义盛行的大语境中，大陆女性主义作家如林白、陈染的创作主要是对女性本能、体验、自恋、欲望等内容的描写，还有如卫慧、棉棉的“身体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