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们再看一下崔寔希望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其心中的社会理想。崔寔提到:“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弊之理也。”[4]P463严刑峻法虽然有助于平定社会混乱，但却是平定乱世的临时举措，不能作为长久之计。凡贤能之士均是能知晓变通的人，应当懂得德教与刑法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崔寔认为德教与刑法之间的关系是:“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4]P464不同的社会状况要采用不同的治平之策，才能使政权长久和稳固，德刑相辅，才能运用自如。《左传》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8]P1421儒家从来不曾排斥刑罚的作用，只不过刑罚只能作一时之用，若要民心真正归化，还是要依靠德教。但与儒家不同的是，法家非常强调刑法的作用:“人主虽使人必以度量准之，以刑名参之；以事遇于法则行，不遇于法则止；功当其言则赏，不当则诛。”[7]P364法家认为法是一切行动的准则，任何人、任何事都要依照法的规定运行，而以法治国则是实现法家社会理想的最佳手段。由此可见，崔寔提出的实现其社会理想的手段，更接近于儒家德主刑辅的政治理论。由此可见，崔寔的法治思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儒家政治思想的本色。

 再次，除了社会理想和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外，崔寔在选任官吏上也有着明显的儒家特征。选贤与能，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一贯主张。崔寔认为若是想安邦定国最重要的就是要选贤任能，他说:“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陈漠而唐、虞以兴，伊、箕作训而殷，周用隆。及继体之君，欲立中兴之功者，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4]P461 只有依靠贤能之士的辅佐，国家才能有可能走向中兴。除此之外，崔寔还论述了选择贤能之士的方法，以及君主对待贤能之士的态度等种种问题。“贤者在位，能者在职”[9]P75是典型的儒家政治理想，崔寔提出的选贤任能思想正是这一理想的延续。而法家却认为选择贤能之士不利于君主的统治:“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7]P41贤能之士会倚仗自身的才能压制君主的权威，而君主若是喜好贤能之士，群臣则会伪饰贤能以欺蒙君主。因此，法家所认可的优秀官吏是那些效忠于君主的文法吏，而非那些“从道不从君”的贤能之士。源[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最后，崔寔也十分重视礼制的作用。在《政论》中，崔寔提出三患之弊：一患乱尊卑；二患舍本逐末；三患追求奢华，漠视法度。而这三患发生的原因则归结为礼制堕落、法度陵替，正是因为丧失了礼制的约束，人们才敢追求奢华，甚至为之挺而走险。面对这种种的现象，崔寔发出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4]P465的感叹。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思想影响着崔寔:“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10]P70儒家的政治理想，就是希望按照礼义来区分人的尊卑贵贱，然后再用礼来维持这一等级制度，使臣民百姓们都各安其分。与此不同的是法家提倡“以法治国”的思想。法之于法家，类似于礼之于儒家，都是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其区别只在于：儒家之礼重在“分”，而法家之法重在“一”。法作为法家思想中的核心，最为重要的就是公平、公正的特性，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于何人，法都应该是同一而没有差别的。“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7]P38这与儒家提倡的“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10]P178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区别。由此来看，崔寔在《政论》中所痛陈的由礼制堕落而引致的“三患”，恰好表明了崔寔儒生的思想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