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中叶黄河夺淮入海后，淮河以北的漕运因黄河泛滥成灾，以及河床逐步淤高而变得越来越困难。道光年间将漕粮改为海运，至此河运不再是主要通路。

    明建都南京，淮安境内运河的使用率不高。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并确立以河运为主的漕粮运输制度，“乃命武职重臣。景泰间，更命都御使同莅其事”，“其都御使则兼巡抚，总兵则兼镇守，参将则协同总兵官”，“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虽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此地，亦皆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咽喉要地也”[1]（p56）。“而治必于淮者，盖淮左江右河，东控海道，北接兖豫，西接两都，而诸陵咸在。”淮安在漕运史上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

　　以淮安为中心，形成了一支规制严密的漕军。与此相伴随，明政府对修造漕船也极为讲究，并采取了一系列的严密措施。首先设立督造漕船的专门机构“清江工部分司”，下辖清江、卫河等提举司，分别管领各地船厂，“督率厂营分造”，清江厂主要乘造南京、江西、湖广和浙江各总运船，每年“额造”运船650余只，卫河厂则乘造遮洋海船并山东、北直隶三总运船，每年额造150余只，至此淮安与漕运的关系更加密切。

　　明代黄河灌泗夺淮后，淮安作为黄河、淮河、运河的交汇处，成为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关键所在，“治河、导淮、济运三策，毕萃于淮安清口一隅”，这也是明清时期总河驻节于此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平江伯陈瑄治理漕运之前，今天淮安的清河区、清浦区还是地域辽阔而人烟稀少。清江浦的开凿，使其代替了过去的末口，成为入淮入黄的主要口岸，“南船北马、辕楫交替”的景色应运而生。

　　兴也运河，败也运河。淮安以运河沿线四大都市之一的地位带来自身极度繁荣的同时，也埋下了其衰败的种子。自明中叶黄河夺淮入海后，淮河以北的漕运因黄河泛滥成灾，以及河床逐步淤高而变得越来越困难。道光四年（1824年）冬，高家堰大堤溃决，由于水势微弱，高邮与清江浦之间，通过河道运输漕粮已经不可能。迫不得已，清政府在道光六年将漕粮改行海运，自此，淮安拉开了衰退的序幕。

二、漕运对明清时期淮安经济发展的影响

元明清时期，大运河的畅通,使淮安迅速成为全国商业城市,有力于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繁荣昌盛，尤其是推动盐业、造船业、服务业等的发展。漕运衰落也对淮安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明初,盐政实行“开中法”，即指“召商输粮而与之盐”（《明史·食货志四》),发证给运粮于边的商人到转运司指定的盐场支盐,并运售到指定的地点。明弘治五年(1492),山阳人叶淇建议废除“开中法”,实行“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明史·食货志四》)的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商人只要在运司所在地纳银,就可以“中盐”,即可获得运盐和卖盐的许可证 [2](p16)。

食盐在明清两朝分为海盐、井盐、池盐三种,三种食盐之中，海盐的品质最优，海盐之中又以淮盐的品质最优。在淮盐的产销过程中，淮安起着至关重大的作用，其一，沿海城市以淮河为界分为淮北和淮南盐场，是中国古代四大海盐产区之一；其二，淮安是水路交通的一大枢纽。明中叶以后原淮盐掣验所因黄河夺淮入海而毁，政府遂将淮北盐运分司署、淮北批验盐引所、淮北巡检均迁移到淮安河下，河下遂成为淮盐必经之地，这为淮安带来了商业的兴盛。全国各地的生产者、商品、消费者云集淮安。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