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用于漕运的漕船数量每年都有变化。尤其是雍正以后呈逐年减少趋势,这些船只有的在专门的造船厂打造，有的在运船较多的卫所制造。当时成规模地造船厂有山东的临清；湖北的汉阳、武汉；浙江的钱塘、仁和；江苏的淮安、清江、江宁等。按照当时规定江南、淮安、大河、扬州、仪征等卫所漕船,由清江督造船厂修造，山东各卫所漕船由淮安、山东厂修造。打造漕船经费各地差异较大,若淮安卫打造粮船经费每只按1000两银子计算,淮安仅仅打造粮船一项,年收入就可达88万两银子。其实,实际造价还不止此数 [3]（p59）。此外，以造船业为龙头，又促进当地手工业的发展。

    淮安地理位置特殊，是漕督驻扎地,是各省漕船必经之地,又是粮船盘问检查之处。

    除漕船内部各式官员,还有沿线为漕船服务的工作人员，再加上往来商户,淮安汇集众多流动人口。在这些人消费的拉动下,淮安的服务产业，如住宿、饮食、娱乐飞快的发展。

    漕运衰落对淮安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阶段,一是康熙推行海禁开放,淮安经济所受的影响；二是江浙漕粮改由海运后,对淮安的影响；三是漕运停止所造成的的影响。

康熙一统台湾后,开放海禁,天津、关东的往来商船非常多，民间贸易活跃。原本由运河输送的南北货物,大部分改为海运,造成淮关商税减少，征不足额，不利于淮安经济发展。

道光年间,高家堰大堤溃决,高邮与清江浦之间水势微弱,通过河道运输漕粮已不能完成。经过各方努力,粮食通过海运运送完成。道光六年以后,运河得到修浚，海运戛然而止。这一年虽减少，但照常通过淮安的漕船仍有千余艘,还有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总体来说，对淮安影响不大。

道光二十八年,将漕粮由海路运往目的地。咸丰元年,又将白粮数万石改行海运,此后江浙漕粮改行海运。咸丰年间,漕粮实行改折,通过征收银两代替征收粮食。此后,长江以南没有漕船经过淮安了，也出现大量货物减少、流动人口减少的现象。由此对淮安造成严重影响，一是商品严重短缺,供不应求；二是数以万计的流动人口消失，这给昔日车水马龙、繁盛的淮安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虽然清政府多次下令恢复河运，但已失去对淮安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三、漕运对明清时期淮安地方文化教育的影响

很早起，很多文人墨客被淮安的山水名胜吸引，纷至沓来，许多大文豪在此留下自己的作品，与文学相对应的是尚武之风的盛行，楚州还出了韩信、项羽等名将。明初，为了开垦荒地，王朝将江南人口迁淮安，形成一次大规模的迁移，加强了吴楚文化的融合，由此淮安成为“南船北马，舍舟登岸”之地，推动地方文化发展。漕运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小说、戏曲、教育等方面，漕运经济地繁荣还促进淮安地方文化的形成，包括独树一炽的园林、精美的饮食文化、悠久流长的酒文化。

漕运文化作为纵贯南北的地域文化，是沿线各地方特色文化互相融会贯通的结晶，囊括了沿线各地明显的地域特征。淮安漕运文化突出的是先进的商业文明，围绕运河形成了一条经济繁荣带，沿途往来商贾，船舶的不断增加，促进了商品流通，使市场紧密联系，推动商品经济的繁荣。由此形成的漕运文化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兼收并蓄特点，对于戏曲这种综合性表演艺术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

淮安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巫风盛行，大部分民众非常相信民俗活动。为使观众高兴，常在祭神之余，扮演故事中的人物演唱曲目，也有将民间故事通过戏曲的方式表现出来，被称为“香火戏”。香火艺人大多是亦农亦艺、半农半艺，年成不好时以唱“门头词”维持生活。淮安各地区曲调不一，如楚州、涟水的声调硬而高，建湖、盐城的声调软而低。由于语言的差异，后来就形成了淮剧东路和西路不同的演唱风格，而淮安的淮剧被称为“西路淮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