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上看，《战国策》中的文章大量运用了寓言来说明道理。王勤在《汉语修辞通论》中是这样阐述寓言的：“寓言是扩大了的高级比喻。”[3]从修辞的角度来说，寓言可以作为一种由比喻发展而成，扩大化的复杂修辞，其在本质上是基于比喻的。寓言的使用不仅更为委婉、含蓄、迂回，而且能将道理说得更为深刻形象，其本身就有讽刺劝诫的性质，更易于被读者接受。《战国策》丰富多彩的寓言的运用，使道理入木三分，起到了很好的劝谏效果。而《战国策》寓言使用大多依托于对话体的结构，具体的说是通过游士与君王的问答来呈现，这一点也为汉大赋所继承发展，成为其形式上的一个鲜明特点——寓言式的辩难问答结构。汉大赋采用寓言的行文思路，假托虚构一个故事，通过几个人的相互诘难，让读者进入创设的情境，激发读者想象，获得审美愉悦，最后委婉讽谏，达到讽刺劝诫目的。汉大赋其整体就像是一个大的寓言故事，其内在价值和主体性的表现也都依托于这种寓言式的辩难结构。

无论是战国纵横之士还是汉代辞赋家，所面对的对象主要是君王大臣。他们拥有无上权力，如何叙述劝谏，如何使自己的意见得以采纳，不只是劝谏是否奏效的问题了，可以说直接关系到自身安危。二者在表达自己思想时往往不能直陈其情，很多时候是无奈的，迫使说者必须设身处地,察言观色，这个时候迂回含蓄的寓言策略成了首选。为了迎合统治者喜好，汉大赋借鉴了《战国策》寓言修辞的使用，大多采用寓言式的辩难问答结构，虚构了故事和人物，通过对话体的形式特征呈现。往往先是带着些为人臣子的圆滑世故，对着天子和他所管辖之地极尽溢美之词。欲抑先扬，在颂美和礼赞过后，又带着点小心翼翼提出自己的观点，对君主进行委婉的劝谏。曲终奏雅，简单归结到引以为俭的主旨上去。文献综述

从具体来看，《战国策》游说辞令的比喻修饰运用的方式很多，可分为明喻、暗喻、博喻等。明喻一般有明显的譬喻词“如”、“若”、“似”等。如《苏秦说齐闵王》,苏秦分析卫国胜利原因时说“譬之卫矢而魏弦机也”[4]，将卫国比作是箭矢，将魏国比作强弩弓弦。箭在弦上之喻，将两国的强弱贴切生动的展现出来，形象深刻说明了依附强大力量的重要性，从而达到游说目的。“譬之”便是明喻的标志词。暗喻与明喻不同，本体和喻体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词。如《赵惠文王三十年》，赵奢说的“今以三万之众而应强国之兵,是薄柱击石之类也”[4]便是暗喻：“薄柱击石”,简单四个字,却极富画面感。虽没有明显的标志词，却也简洁生动。博喻是连用多个比喻来说明观点，寓理于形，层层深入。最典型便是《庄辛谓楚襄王》，庄辛以蜻岭、黄雀、蔡圣侯为喻，由浅入深，晓以利害，告诫楚襄王不能贪图享乐，要有忧患意识，这种层层比喻的连用达到了耸人的效果，使得楚王听后脸色立刻变得惨白，全身战栗发抖。

比喻的修辞在汉大赋中运用非常广泛，刘勰在论述比喻时大多都以汉大赋为例。如杨雄《羽猎赋》中的“涣若天星之罗,浩如涛水之波”[5]就属于明喻 ，它从数量角度描绘了士兵的浩荡气概。又如《河东赋》中的“风发飘拂，神腾鬼趁。千乘霆乱”[5]，便是典型的暗喻，它从声音和速度的角度描绘了战车的雷霆气势。汉大赋在比喻修辞策略上对《战国策》有所借鉴和继承，将《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同杨雄《长杨赋》中关于军队的描写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二者的关系。“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4]，这是《战国策》中关于齐国军队的一段描写。很显然《战国策》运用明喻，将行军速度比作像箭矢一般快，战斗力像雷霆一样勇猛，解散队伍迅速的如风雨的来去，生动形象的突出了齐国军事强大的特点。《长杨赋》中有一段极为相近的描写:“云合电发,燕腾波流,机骇蠢轶。疾如奔星,击如震霆”[5],将明喻与暗喻相结合，从行军速度、战斗力等方面进行描绘，表现汉军的所向披靡，这与《战国策》甚为相似。此外，还可将枚乘的《七发》与《庄辛谓楚襄王》进行对比，作为第一篇汉大赋《七发》其实质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篇典型的游说辞令，说的便是吴客说楚太子。二者都运用了博喻的修辞策略，由浅入深，晓以利害。《七发》同《庄辛谓楚襄王》一样，只开头和结尾点明主旨,中间层层使用比喻，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为二者的种种相似，刘勰甚至将《庄辛谓楚襄王》归入了辞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