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尼斯曾经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新媒体的触角不仅伸及人们的生活，社会文化亦如此。故而，技术的革新所改变的不止是技术的而是整个生态的。如若按照麦克卢汉的“后视镜”思维，现在的新媒体互动平台带来的消息可谓是“出版飞快的报纸”。诚然，人们为获得信息省去了很多的时间，也有了自己发布新闻的机会，然而与印刷媒体不同，人们的专注力以及对事情的认知程度已大不如前，技术的双刃效果在社会文化领域体现无遗。基于此，对于这种快消、快销的方式应该持有谨慎而批判的态度。同时，力的作用往往是相互的，发布新闻的方式也是无论真假愈快愈好，往往几十秒之内相似的消息已然遍布整个媒体平台。人们在海量的信息面前显得无力，无法辨知真假，这也是笔者将在下文所要具体阐述这一文化氛围的营造对于“反议程设置”的不利影响，此处不赘。

最后新媒体对于传统媒体的影响是巨大的，若从传播的五个要素去理解，那么传统媒体所受到的影响将包括信源所有者地位的岌岌可危、受众群的流失及其异变和传播的滞后（媒介技术方面）。传统媒体通常是信源发出方，并且一直扮演着新闻把关人的角色，然而新媒体的到来，使这一角色逐渐弱化，甚至是面临丧失的危机。因此，信息发布系统发生了改变，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与受众也合为一体，由于缺少严格意义上的“把关人”，新媒体将议程设置的门槛降低，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设置议题[3]。而对于传播的滞后，此前已有学者提出，大众媒体专业人员总是有限，在与无数个受众所形成的合力面前是显得微小薄弱的。故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发现往往是微博或者移动媒体平台发布了消息，之后传统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而对于人们来说这时候的消息往往已成为“昨日黄花”。同时，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亦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弱化，成为新旧两种媒体力量博弈的阵地之一。

二、议程设置理论与“反议程设置”

（一）议程设置功能假说

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于1972年发表的论文《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首次提出了“议程设置功能”假说。该假说主要着眼于大众传播效果的认知层面，即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4]。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环境的建构过程，当然大众媒体所构建的环境已经不是我们所熟知的现实世界而是经过改造后再现的世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正是李普曼所描绘的“拟态环境”。中国学者郭镇之在《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就曾对这一理论作过如下陈述：“议程设置作为一种间接的媒介效果，获得了大量的验证，说明它是一种普遍现象。虽然这种效果具有潜在的歪曲‘图像’的危险，但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议程设置是一种客观的功能。”[5]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最初的研究只是为了显示媒介在展示新闻的同时对于受众对认识外部世界的影响，即两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因此麦库姆斯和肖于1972年对这一问题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初步证实媒体发布大事的顺序对于受众认识外部世界的印象存在着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并且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实例发现，大众传媒报道新闻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影响受众，即“知觉模式”、“显著性模式”、“优先顺序模式”。这三种方式，对于人们从“感知”到“重视”再到为一系列议题按其重要程度排出“优先顺序”，是一个影响和效果依次累积的过程，往后效果越大，影响也越深刻[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