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非理性的指控

随着人们对于艾滋病的了解，媒体在艾滋病报道上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由最初的刻意漠视到如今表现出的多元化状态，在1997——2002年，艾滋病报道呈现科学却非理性的状态。人们从媒体的报道中了解艾滋，也从媒体的报道中恐惧艾滋，媒体在充当一个传播者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导向作用用到了极致。当将艾滋病与新闻当事人个体的经历刻意的强调与联系时，人们会不自觉的把将两者等同划分。而当过于细节甚至是侵犯隐私的新闻内容描述，或是一张张惊悚的新闻图片出现在艾滋病报道的时候，人们对于艾滋的恐惧会愈加强烈。对于自己未知的事物，很多时候人们是出于排斥的状态，而同性恋报道正如十几年前的艾滋病报道一样，正在经历着非理性的“指控”。[9]文献综述

近年来，媒体对于艾滋病的专业报道得到了广泛提高，人们通过网络的传播对于艾滋病的了解也愈加深入，今年联合国发布关于《2030年终结艾滋病》的报告，有望让艾滋病摘掉绝症的帽子。这是否就表明大众对于艾滋病不再恐慌，不再用有色眼睛去看待了呢？我想事实并不是这样。由于同性恋群体的特殊性，他们很少会主动辩解自己，人们只能透过媒体将艾滋病的可怕转移到同性恋身上。媒体在遇到同性恋的话题时，就有意无意的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很容易使得大众产生对同性恋这个群体，戴上“有色眼镜”。

2．报道选题的失衡

2014年12月2日，艾滋病日过去的第一天，笔者百度新闻关键词“艾滋病”，首页的20条新闻标题中，有两条“艾滋病”与“男同”同时出现，中性报道占一半以上：《让艾滋病远离学生》（《中国青年报》）《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云贵川三地占45%》（《京华时报》）等，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而同样搜索关键词“男同”，变成了仅有两条新闻标题中“艾滋病”与“男同”没有同时出现，《男同感艾六年多了近五倍 其中三成因男男性交》（《网易新闻》）《学生感染率上升 男同占性传播1/3》（《中国青年网》），在新闻标题 “男同”“艾滋病”“性”等字眼大量的同时出现。2014年11月17日，广州日报《广东艾滋病调查：男男性行为感染者最小仅12岁》这样的标题让人震惊，而在11月30日人民网《最小艾滋病感染者年仅14岁 青年学生成感染高发人群》。相隔10几天的报道，最小年龄并不一致。且不去论两篇报道谁真谁假，在广州日报的报道中，刻意强调“男男性行为”这个特点，不免会对读者形成误导。

媒体对于同性恋的关注远不如艾滋病的关注，艾滋病经过几十年的探讨与研究，在媒体以及公众的眼中，已经不再是令人“闻风丧胆”。客观来说，艾滋病是一个医学的研究，这是在未来一个可治愈的病例，一旦没有危险的存在性，那它将会和感冒一样微不足道。而同性恋则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将它认为是一种疾病，甚至试图想要去治疗它。但随着进一步的了解，这只是一种性取向的选择，将它与疾病等同，是个别媒体人无知导致的结果。公众出于这几十年对艾滋病的恐惧以及对同性恋者的不了解，将两者一概而论，而媒体正是抓住了受众的接收习惯，刻意透露或强调同性恋者的艾滋病特性，加剧了对同性恋“艾滋病化”的形成。

（二）报道的“妖魔化”

“妖魔化”主要是指媒体失实、失衡的负面信息，刻意矮化、抹黑某种事物或人群，让其社会评价降低、丑化。[10]在同性恋报道中体现在，有同性恋身份的个人行为，常常要这一个群体来负责，对于受众来说这就是同性恋群体所存在的问题。这就是媒体对同性恋报道塑造的“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