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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霜、叶柯政在《从个人困扰到公共教育议题――在真实世界中理解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一文中，引入米尔斯的“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的讨论，在当今社会事实下理解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最后他们提出把课业负担的“增”“减”之争转化为“学生是否能在课业负担中获得什么”，这种对课业负担的积极价值的讨论也更加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苏州大学的罗成钢在这一点上也在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课业负担的“冷思考”》上表达了同样的见解，他认为有必要对课业负担进行理性的反思，而解决学生课业负担重的出路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除了上述这些针对减负的理论研究之外，还有不少学者对于目前小学生课业负担现状问题进行了实践研究，主要方式是调查问卷研究与分析。
研究者陈雷敏等对温州市小学生课业负担情况调查后发现，新课改后小学生课业负担在在校情况、课程表执行情况、考试与竞赛情况、作业情况、课余情况等方面依然过重；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传统教育观念、新课程实施不当、国家提高教育质量的目标是课业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
2004年，上海市教委成立了“上海教育信息调查队”，发表了《关于上海市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调查报告》一文，通过调查他们发现，尽管在学校具体的教学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课业负担过重的严峻形势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减负工作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还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任重道远。
家庭因素在云南师范大学的王凌看来是影响减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她在文章《影响学校“减负”的家庭因素探析――昆明市家庭教育现状调查研究》一文中，采取随机分层抽样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昆明市的14所小学和初中的2400个家庭进行了调查，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了家庭阻力是影响减负的一个重要因素的结论。
徐国建在其硕士毕业论文――《我国中小学家校冲突及其化解对策研究》中，通过对我们目前家庭和学校的冲突进行深入的分析，发现家校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寻找到家校存在冲突的深层原因，并以此提出了解决冲突的措施，为更好地促进家校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对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的家校关系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由此我们看到，大部分学者认为：
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长期存在于我国义务教育之中，还有研究者发现其主要表现为家庭作业负担较重、学校考试与测验频次过多、在校集中学习时间过长、校外课业负担沉重。教师违规教学是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主因，家长的功利心是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主要推手，不科学的评价机制是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根源。解决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教师、家长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因此，中小学课业负担无论是在价值判断、成因分析还是策略解读上都存在着各自非常复杂的结构。在下一步的教育工作中，如何解决好这一矛盾，真正把减负落到实处，对于我国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