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外部因素

李普亮通过分析不同地区财政支农水平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发现在其他因素相似的情况下，财政支农可以显著的提高农民收入，并且在中西部地区这种效果更加显著；与此同时，财政农业支出通过“非农化” 、价格传导机制、扩大非农产品和劳务需求还带来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同步甚至更快速增长，这反而会导致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对农民增收产生不利影响[13]。

茹玉和林万龙运用模型，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这两个因素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发现这两者都能促进农民增收，且其中的财政投入影响程度更大，并且发现通过土地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可以提高农民收入[14]。

毛太田等、程选和王永杰等人将城镇化与农民收入进行分析，得出实行城镇化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并且应考虑长期政策而非短期政策[15-17]。李子联认为大多数研究都只注重研究城镇化这一数据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而没有去考虑影响一个地区城镇化程度的制度的原因，即城镇化是由地区的经济制度决定的，因此这些研究都没有研究到根本。他认为研究城镇化的同时应该关注地区的经济制度，这些才是根本，即城镇化是通过农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政金融政策等制度的调整来促进农民增收[18]。

陈耀敏和孟俊杰指出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而且其未能有效输出到劳动力缺乏地区，原因有农村劳动力转移组织化程度不够，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以个人为主，而且没有相应的组织结构，缺乏有力的服务平台，；并且农民整体素质较低，在城市就业处于弱势方，可就业的岗位较少；制度约束导致农民外出务工的兼业性和临时性，这由于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不完善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而且乡镇企业发展不快,未能起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19-20]。   

杨欣等认为低组织化导致农民声音弱小，使农业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发达国家农民数量较小但组织化程度高,我国正相反，农民基数庞大，且联系较少，组织程度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缺少可以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组织化程度低使农民不能很好表达自身诉求，话语权缺失，在与他人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21]。

（3）农民增收对策研究

任利军提出要想提高农民的收入，必须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工业化，主要是依靠地方区域范围内乡镇企业或各类中小型企业，其有利于为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并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22]。王丹鹤首先考量了宁安市的农业生产现状及农民收入现状，然后通过系统分析研究了影响宁安市农民增收的影响因素，提出增加农民收入需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高效农业、拓宽农产品生产渠道、发展旅游业和服务业、推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建设[23]。

宋莉莉认为通过各项补贴可以为农民带来实际效益。因此农资补贴的覆盖面要扩大，以此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政府也要切实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提高各项补贴的标准等[24]。冯学静通过分析北京市农民收入状况，结合实际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包括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步伐、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增加财政补贴总量和有效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5]。

3。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现在对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多从某一方面进行研究，较少的从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农民增收问题复杂，需要从多方面入手解决，农民收入增加缓慢的原因也错杂多样，因此我们要对影响农民增收缓慢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找到在现阶段影响和制约农民增收的关键要素，结合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发展环境，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应的政策，才有可能实现农民收入稳定持续增长，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进而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面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