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近些年来，群体性案例越来越具有典型性：安徽池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四川达州事件、广东河源事件、广东潮安县发生的“古巷事件”、重庆万盛群众聚集事件等等，从这些不胜枚举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群体性事件在我国的发生已成为一种高频的普遍现象。

 1。3。2诱因多样性

从爆发的成因来看，群体性事件已经脱离了经济纠纷的单一因素而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往往一个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极其微小，但是其背后隐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强大助推力。从涉及的领域来看，主要集中于农村征地补偿、城市拆迁安置、劳资纠纷、环境污染、设法诉法、社会保障等等敏感性社会矛盾问题。

 1。3。3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

除了极少数偶然发生的情况，大多群体性事件是以煽动性极强的组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事件的发展过程往往是人为可控制的，尤其是一些大规模的公共性事件，能够表现出周密的策划性、组织性。这一类事件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自发群体行为为主的自我集体行动，组织者即为当事人，有较高的社会号召力，即常表现为某一领域的“意见领袖”；另一种则是通过正式组织、领导的集体行动，他们坚持以合法的途径声讨造势，向政府等机构施加压力以此达成诉求。文献综述

 1。3。4凭借网络传播扩散

信息化时代的群体性事件，借力媒介获取更大的扩散效应，事件爆发之前，某些组织者或利益受损者便开始通过“自媒体”将问题诉诸大众，获取舆论支援，实现线上线下的联动，通常情况下，通过网络渠道发展壮大的群体性事件，表现出强烈的组织性和策划性，以“关注度”为筹码，以“键盘侠”为助攻，扩大事态，从而以期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1。4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

 1。4。1转型期社会的矛盾积累

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往往充斥着社会发展失衡、社会结构变化、利益关系重构等现象，这些复杂的内在矛盾和盘根交错的利益纠纷是社会安定深刻的祸患，群体性事件也根源于此。在我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异步于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等非经济性因素发展相对滞缓，社会福利、公平等社会进步因素也发展缓慢，从而导致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的现象愈演愈烈[9]。转型期的矛盾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而这些矛盾又伴随着改革的脚步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改革本身又触及到新旧利益、新旧体制的碰撞，由此必然引起社会群体的阵痛感。在社会整合过程中，个体差异带来的矛盾慢慢结成利益群体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民众中发酵，即便一个小小的诱因都有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导火索，而它所造成的破坏却是巨大的。

 1。4。2民众权利意识觉醒

通常情况下，在社会的稳定期，主流价值观主导社会思潮，社会处于相对平衡状态。而在转型期，阶层地位和社会资源的流动性较大，价值观趋向多元，人们对于利益的分配以及利益分配带来的社会地位的变化更加敏感，收入不均、城乡两级化等问题更容易激发人们在心理上的失衡，即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的环境，培养了个体的独立和权利意识，在主人公心理催化下，民众倾向于大胆表达诉求和主动捍卫权利，但是个体的发声是微弱的。在中国，受到根深蒂固的“官大民小”的理念影响，这种为自身权益而斗争的个体通常会选择聚集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借助群体的力量以有组织的方式发泄出来，也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关键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