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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笔者认为只有在工资水平较高、工作焦虑较小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才能享有较高的成就感，这也才符合体面劳动的价值观，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才能形成。
4.1 “新生代”农民工体面劳动缺失
在调查中发现，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现状距离体面劳动标准仍有一定差距。首先，在待遇方面，很多人反映虽然在同一岗位前提下，其工资与本地人相比相差不大，这或许是由于企业“多劳多得”的原则，然而外地农民工大多处于一线工人岗，很少能够走到中层甚至高层管理岗，“是否为本地人”成为影响其职务晋升的主要阻碍因素之一，故而导致其面临自身职业生涯发展的瓶颈，无法满足自身自我实现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对其劳动价值的不尊重，无疑有悖于体面劳动强调的“有尊严”及“公平”的工作。其次，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未参加工会组织，即使为数不多的参加了工会组织的人，也极少参加工会活动。而当涉及工资集体协议、职代会制度、集体谈判制度时，几乎所有被访者均称不知道。无论是工资集体协议、职代会制度还是集体谈判制度，都是工人为自身争取利益的渠道，若这些最基本的渠道也被堵塞或名存实亡的话，“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便得不到反映，无法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第三，在精神文化方面，众多“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未参与过企业组织的文化活动，但大多认为这些活动“有必要”。平日里他们的交友范围狭小，与老乡接触的不多，“一般不愿意与本地人接触”，笔者在访谈中也发现，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存在较强的不信任感，对企业、对工友甚至老乡都有这种强烈的不信任感，从而会引起怀疑、焦虑感，不利于其自身发展。
4.2 “新生代”农民工焦虑感较强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不同特征的员工所具有的焦虑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差异。而究竟是哪些特征导致了不同的员工所具有的不同焦虑水平，是一个值得本文去探讨和分析的重要议题。
首先本文来探讨是否为本地人这个变量对个体的焦虑水平是否有显著性的影响。在SPSS中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式对这两个变量进行差异性的检验。
表1:地域特征的分组统计结果
是否为
本地人 频数 均数 标准差 标准误
焦虑水平 否 227 2.43 1.496 .099
是 95 2.31 1.400 .144
表2:地域特征的T检验结果
方差齐性检验 t检验
F Sig. T 自由度 双尾概率p
焦虑水平 方差整齐 1.160 .282 .680 320 .282
方差不整齐 .699 187.498 .323
如上表所示，在关于调查对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这个问题上，外地人的焦虑水平的平均值为2.43，标准差为1.496；而本地人的焦虑水平的均值为2.31，标准差为1.400。外地人的焦虑水平在平均值上要高于本地人，但是通过T检验发现其t值为0.680，P值为0.282，大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在整个“新生代”务工者群体中，是否为本地人对个体焦虑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因而是否为本地人这个变量对员工的焦虑水平的多少并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