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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迁，“新生代”民工面临着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全新的、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因而他们具备了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许多特征（朱永安，2005；徐丹，2008）。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现具有的文化水平、生活理念、思文方式较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当他们逐渐从原来的文化群体中脱离出来，对农村社会日渐疏远，向往着新的生活状态的时候，却面临着和第一代农民工大体相似的社会环境，来自于外部世界的人为隔阂和制度性障碍使他们很难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这一方面使他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城市里的迷茫、不满意和相对被剥夺感；另一方面随着自身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加速更新，也极易使其在再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反社会情绪或失范行为取向。
从总体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阶段 ，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他们靠务工为生，较传统农民工更看重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但同时又不可避免的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他们是生活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的“双重边缘人”：一方面是他们大都不愿或无法回归农村；另一方面城市的生活处境又使得他们的内心常常处于一种焦虑状态，常常担忧自己的生活现状和未来发展。自身经历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他们在面临和第一代农民工相似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时，必然会产生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严重的心理不适，更难适应外部社会环境，同时对现实状况也更难认同和接受。尽管他们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们的处境却未能得到同等的改善。就物质利益方面而言，低微的工资收入、恶劣的工作环境、紧张的工作强度使他们生活在基本生活条件的紧迫状态之下。据悉，2010年本田零部件公司的普通工人月薪为1000元，而日本“支援者”的月工资却高达5万元。本田的新员工每月的工资只有大约1000元 。如此低微的物质收入，酿成“本田罢工门”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就社会心理方面而言，尴尬的身份定位、无处扎根的归属感、紧张焦虑的身心状态、得不到承认的劳动成果和作为人的主体性存在，使得他们体验不到其劳动的意义，也就难以感受到其作为主体的人的重要性。
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环境使得他们体验不到劳动的尊严何在，体验不到作为劳动者或人的尊严何在。如此的处境势必会削弱其归属于社会整体的向心力，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团结或社会纽带的断裂。这样一来，“富士康跳楼门”的连续发生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而这些轻生者主要集中于“年轻人”也同样就是可以想见的了。
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国家已出台大量政策措施，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不断关注，胡锦涛总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保障劳动者权益，为促进社会和谐奠定坚实基础,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从而生活得更有尊严。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笔者试图去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体面劳动为何？体面劳动的现状为何？究竟有哪些因素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体面劳动？
1.2 研究意义
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福利与体面劳动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上与现实上的双重意义：首先，农民工问题一直是我国学者关注重的要研究领域。虽然很多学者从自己的学科特点出发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则相对缺乏，本文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体面劳动与职业福利问题进行研究，具有较大的新颖性和现实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现有“新生代”农民工的理论知识。其次，劳动关系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劳动关系的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而要建设和谐的劳动关系就必须使得企业职工实现体面劳动。这一点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本文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福利与体面劳动问题的分析，在实践意义上，可以为我国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组织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一些参考性的启示或可操作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