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烟毒继续泛滥，禁政成效显微，表明中央政府行政效能低下，国民政府威信日趋降低。国民政府实行“寓禁于征”政策，重在“征”而不在“禁”，严重偏离了禁烟实质。借禁烟之名大肆收取烟税无异于国民政府对鸦片公卖的认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禁烟，不仅收不到任何禁烟效果，反而使烟毒进一步泛滥。国民政府对于禁烟的放纵，遭到国际国内各阶层舆论和谴责，而这正是一国政府行政效能低下的表现。另外，伴随行政效能的低下，政府内部腐败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各级禁烟机构人员贪赃枉法，层层捞利，各地官商勾结，黑白两道“共襄”烟毒市场，刺激着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信誉大打折扣。这些从侧面反映出国民政府在禁烟上缺乏必禁的决心。此外，军阀盘踞之地不愿放弃烟税带来的巨大利益，各省从自我利益出发，纷纷采取“弛禁”态度，各自为政，置中央政府权威于不顾；地方军阀同中央政府不同心，在盘踞之地不断进行军队扩充，军费开支与日俱增，各地以烟养军之风盛行。国民政府实行“寓禁于征”政策，欲藉征收烟税来弥补财政上的不足，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而真正得到的实际利益很少，既得不偿失，政府本身又形誉俱损。

其次，烟毒的继续泛滥引起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要求国民政府禁绝烟毒的呼声与日俱增。中国从嘉靖年间开始，并不断受到外国鸦片输入，由此引发的两次鸦片战争给落后贫穷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国在饱受外国鸦片输入苦不堪言的同时，在国内又受到各地广种、广贩、广吸的祸害。鸦片泛滥成灾，不仅使中国长期陷于贫病交加的状态，同时也扩散、波及到世界其他各个国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国际上，以英国为首的率先进入工业文明的西方国家不再满足于中国的鸦片市场和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为获取长远利益，转而要求中国政府禁烟禁毒；另外，在20年代召开的几次国际禁烟大会上，列强都借鸦片问题对中国进行抨击，不断地对中国的烟毒再次泛滥进行责难，中国代表在国际禁烟会议上对此措手不及、无言以对，中国国家地位每况愈下。在国内，有识之士看到烟毒的继续泛滥，无不痛心疾首，纷纷以各种形式在禁烟一事上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同时奔走呼喊，以求唤醒民众，促进当局禁烟。正是在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不断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的推动下，国民政府才不得不在禁烟禁毒上加快步伐；同时欲树立政府新形象，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获取国内民众的支持，国民政府必须禁绝烟毒。

2.2 “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的由来论文网

南京国民政府相继经历了“寓禁于征”和“断禁”的禁烟禁毒政策的失败，不能有效掌控禁政。“寓禁于征”政策在国际社会施加压力和国内各界强烈反对之下被迫取消，“断禁”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民政府对于禁绝鸦片有不妥协的态度，却明显忽视了禁烟禁毒的实际难度。由于初期禁烟成效不大，而蒋介石的独裁专政又使国民政府长期陷于内战而消耗大量军费，政府本身面临十分严重的财政困难，分期“渐禁”理论的提出，重新受到南京国民政府高层的关注并获得采纳。分期“渐禁”初期，国民政府并没有放弃对鸦片公卖的主张，通过鸦片公卖，以最大限度获取烟利，充裕“剿共”经费，缓和财政困难。这一时期的禁烟政策，是国民政府继“断禁”“流产”之后难以维系庞大财政支出而又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推出的旨在收取高额烟税以禁绝烟毒的禁烟政策。国民政府选择在腹地十省份推行禁政，却不断受到边远省份割据势力争夺烟利进行的混战和苏区红军进行的“反围剿”影响，禁烟效果被大大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