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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penter和Bemmers（2001）认为，在特定时候，高管会根据内部消息选择适当的时机来行权，并从中得利[25]。Bergstresser和Philippon（2006）的研究揭示了，随着股权激励在薪酬中占有的比例增高，管理层越来越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且还会择机行使股票期权或减持股票。此外，管理层还会采取与操纵盈余相同目的的手段，比如财报的造假，这些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行权时获得更多收益[22]。2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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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2005）提出，高管利用权力干涉股权激励是最有可能造成股价异常波荡的原因，具体表现为：期权授予日前企业股价的异常收益为负，而授予日后企业股价的异常收益为正，并且这种反常的动荡不断加强[34]。Heron和Lie（2007）紧接着发现，当监管局发布了更加严格的披露要求后，前面提到的期权授予日期前后的股价异常动荡便完全消除，说明高管有着倒填授予日期的可能[32]。
除了上文提到的情况，Bebchuk和Fried（2002）认为还存在着高管行使其权力干涉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他们称高管人员影响公司治理的能力为高管权力，并认为它会让高管薪酬激励失去最优的位置，进而成为新的代理难点。同时他们还提出，因为公司高管特别是首席执行官主导着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这使得方案的有利性向高管倾斜。随着高管权力的增大，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就对高管更有利[23]。论文网
2 国内文献综述
肖王楚等（2003）提出直接导致高管权力扩张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股权的廉价；二是制衡机制的缺乏。要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则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一是对高管权力的削弱；二是让高管承担更多的责任[6]。
卢锐等（2008）认为在民营企业中高管权力更大，因为管理层一般都是公司的创始人，便存在着某个股东能够绝对控制公司的运作，在这样的股权结构特点下，高管权力便显示为大股东的权力[7]。
王克敏和王志超（2007）的结论则赞成在中国上市公司的行业薪酬基准中运用管理者权力理论[8]。
刘浩和孙铮（2009）发现，从某种意义上，如果激励对象特别是管理层控制了股票期权的行权价和出售价格，以及拥有了重定价的谈判权，股权激励可能已经丧失其固有的刚性，而可能沦为了管理层获取控制权收益的工具[9]。
赵青华和黄登仕（2011）通过对公告股权激励的公司及其配对样本的投入与产出分析，在考虑权力累积量和股权激励强度的情况下，高管权力与公司业绩呈现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当高管权力和股权激励的强度都较大时，管理层极有可能通过削减企业的盈利能力来获取自身的利益[10]。
吕长江、郑慧莲等（ 2009）分析了2005至2008年这四年间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并将其按行权有效期和行权业绩条件等特征划分为福利性公司和激励性公司。并对草案公布后两类企业的超额股票收益率进行均值比较，说明了我国推出的股权激励计划具有管理层权力作用的福利效应[2]。
吴育辉等（2010）也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公布的股权激励草案中体现了高管利用自己的权力谋私，有些公司在设计考核指标方面要求过低[11]。
孙健（2012）通过探讨高管权力与股权激励强度之间的关系，得出高管权力与股权激励强度显著正相关，而股权激励强度与市场反应显著负相关[12]。
王烨等（2012）则提出，由于公司存在内部治理制度的缺陷，导致高管极有可能利用权力来干涉股权激励的设计，使得股权激励变为新的代理问题，而违背了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初衷。即高管权力越大，公司提出的股权激励方案中的行权价格就越低[13]。
陈艳艳（2013）通过全样本检验表明，我国企业推出股权激励具有复杂的念头，其中不但具有因监督漏洞而使得高管加大寻租的动因，而且还有填补高管激励亏欠的动机[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