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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概念最初是由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于20世纪40年代初提出的，他使用“社会关系网络”来解释“社会结构”，认为社会结构是通过群体之间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的[7]。随后，齐美尔、雅克布•莫雷诺等都作出了对于社会网络、社会结构的解释。米切尔的观点是社会网络概念着重对社会关系的分析。马克•格拉诺文特把关系纽带区分为强与弱，其在人际交往中发挥不同的影响。而后的罗纳德•伯特的结构洞理论是对社会网络理论的发展。3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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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将社会网络定义为是“一定范围的个人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它可以由网络规模（Size）、社会网络的紧密度（Density）、中心度（Centrality）、网络成员间的互惠（Reciprocity）等来衡量。格拉诺文特则运用互动的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互惠互换这四个文度来衡量关系强弱。林南则将个人的工具性行动与表现性行动与关系强度联系起来，认为工具性行动偏向弱关系而表现性行动偏向强关系[8]。论文网
社区参与被认为是推进社区建设的核心驱动力，这种自下而上的参与方式，对于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中国转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国家以社区居委会的形式管理居民和促进居民自治。杨敏将此阶段的社区参与分为仪式性参与和实质性参与，仪式性参与仍然有群众参与中被动性的影子，而实质性参与则有了西方民主社会公民参与的影子，包括权益性参与[9]。一般而言，政治参与水平是区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关键标志，其程度越高，基层社区自治水平则越高[10]。
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角度，对影响居民参与的因素作出了分析，包括文化程度、年龄，利益的满足，政府的公共权力边界、情感认同程度、居民参与的实现途径、居民的实际参与能力等[11][12]。这些都是影响居民参与活动的因素。文化程度较高的居民，比如大学生，更愿意参与活动，有利益驱动的活动，居民也更愿意去参与，居民对社区的情感认同程度，其实际参与能力都是居民参与的主观影响因素，而政府和居民参与的实现途径偏向于客观因素，但都对居民参与产生影响。政府越支持，实现途径越便捷，居民越愿意去参与。
王玉琪将社会网络划分为情感性网络、工具性网络与行政性网络，并得出结论：行政性网络间无法产生社会信任与合作，但能通过政府动员活动来弥补；情感网络对居民参与程度的提高作用有限；而具有工具性网络的利益群体能以社区为媒介进行长期交往与互动[13]。
黄荣贵与桂勇研究集体性社会资本对于社区参与的影响，认为，水平性的社会资本，包括地方性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志愿主义等，对于抗争性社区参与有促进作用，也有助于居民对于社区公共事务处理的参与[14]。
综上，在社会网络与社区参与的研究中，当前学者们分别对社会网络与社区参与的相关研究作了详尽的调查，且研究多关注社会网络与社区参与之间的正向关系，而对于不同类型社会网络与不同类型社区参与之间的关系研究尚有不足。另外，对于社区参与活动的分类较为局限且宽泛。这些是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本论文关注社会网络与社区参与间的正向与负向关系，且对社区参与的活动按实际情况作了实际的分类。
参考文献
[1]冯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治理转型[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2]徐永祥.社区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吴新叶.社区管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