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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加大。李楠(2012)等用1992—2010年的季度数据，采用邹氏断点检验和分段协整检验，发现房地产投资与GDP存在长期协整，房地产投资额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5876，但是不同的时期影响是不同的。2001年之前均衡关系不显著，2001年到2008年均衡关系比较显著，2008年以后，房地产投资与GDP的关系脱离原均衡。以2001年第三季度和2008年第一季度为节点，长期均衡关系发生了变化[9]。显然房地产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脱离均衡是2008年后实体经济疲软、经济发展主要靠固定资产投资带动，其中尤以房地产投资为主的必然结果。赵静文、焦建军（2014）对贵州省开展了研究，他们认为房地产的投资额与GDP存在长期稳定的格兰杰因果关系，GDP是房地产投资额的格兰杰因，房地产投资而不是GDP的granger cause。房地产投资额的脉冲响应的变动大幅度高于GDP的脉冲响应的变动。所以房地产投资额对GDP的变动敏感。而GDP对房地产投资额变动的影响不显著[10]。也就是说在贵州省，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业的影响要比房地产业对GDP的影响要大。符合认为中部地区房地产不能拉动经济的观点[10]。陈圣霖（2011）用对数形式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对影响江西省经济的因素进行分析，其中包括：非国有化率、市场化指数、产业结构、物质资本、就业水平，然后回归分析房地产投资与五个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房地产业与非国有化率、产业结构、物质资本有很强的相关性。即房地产业能够拉动江西省经济，但是对就业和市场化的影响力有限[11]。赵培培（2010）分析河南省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后认为，房地产业对关联产业有高度相关性。房地产业有力地促进了河南省的经济增长。尽管房地产投资与GDP有时会偏离长期均衡，但是偏离是短暂的。河南省房地产投资每增长1%，GDP增长0.34%，低于东部省市。而且当滞后期是1~2年时，河南省房地产业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但是当滞后期为两期以上时，相关关系减弱，说明河南省房地产业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12]。
赵双玲（2014）研究了北京市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速贡献度，她认为北京市房地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且2001-2011年间北京市房地产业对北京市GDP的贡献度为30.29%，远超全国平均水平[13]。臧慧娟（2013）研究了山西省房地产业发展状况对山西省国民经济的影响，分析认为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8到2011年分别为1.1%，3%，1.1%，1.6%，作者还分析了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税收、就业之间的关系，山西省房地产业对金融业依赖大，自筹资金相对较少，对税收贡献大，目前吸纳就业人数并不多，但是具有很高的成长性[14]。邵志伟、任水利（2013）通过分析西安市房地产开发投资与西安市城市化率的均衡关系，认为西安市房地产开发投资依赖上期房地产存量、人均消费性支出和社会固定投资，上期房地产开发投资超过均衡值，当期必然低于均衡值。反映了中部城市房地产市场较为理性[15]。王帅等（2015）对广州市进行了分析，认为滞后两期条件下，房地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房地产开发投资对GDP的长期弹性为0.9937，房地产投资增加1%，GDP就会增长0.9937%，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对GDP的促进作用非常重要。若考虑间接贡献，总体贡献可达23.60%[16]。
薛海舟（2009）对宜宾市房地产业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显示1997-2007年贡献度分别为3.63%、2.88%、3.06%、4.76%、4.02%、3.63%、2.17%、2.98%、2.86%和3.79%,呈波动性变化。贡献率相对较低，作者认为宜宾市房地产业效率不高，中间投入多，导致产业本身发展水平低小[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