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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在《创建上海离岸金融市场办事国际金融中间配置》中指出，从国际上来看，离岸金融市场早在上世纪50年代在欧洲开始形成以来，已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历经了半个世纪的生长已遍布世界各地。但我国的离岸金融业务较发达国家起步较晚。随着我国经济的生长和金融革新的推进，银行的离岸金融业务也得到了持续迅猛增长。但是我国离岸金融业务的开展较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存在许多问题，包罗：(1)现在的离岸金融业务主要集中在存款、贷款、国际结算等传统业务，品种单调、缺乏创新。(2)离岸金融业务政策、监管框架、优惠统一的税率制度等还不完善。(3)离岸金融业务的资金源头和运用渠道局促，且客户群体不够。(4)开展离岸金融的经验不够，从事离岸金融的工作人员能力不够。 现在，上海在积极的构建离岸中心，洋山深水港便是一个开始，率先试点之内的有期货保税交割、离岸银行业务及再保险在内的综合性离岸金融业务。拥有本身的离岸金融市场成为上海配置"双中心"的必须条件。对付上海来说，构建离岸金融中间从长远来说是机会，但当前而言，更多的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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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丹在《上海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的模式及路径研究》中关于上海建设离岸金融市场的可行性问题上写到，各国应根据自身的条件，主要是经济对外开放程度、金融业发达程度、金融监管严密程度等，选择不同类型的离岸市场。在进行区域选择时，要依赖相关扶持性产业政策，由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空间布局，按照相关标准对城市进行评估，比较选择出具有金融产业集聚潜力的城市，并给以相当宽松灵活的产业政策进行发展配套，引导企业选址、投资的方向。避免战略布局不清晰造成的多中心、分散化，削弱离岸金融中心的作用。
闫彦明（2006）认为，影响金融资源集聚与扩散的主要因素包括：实体经济的发达程度、跨国公司的集聚程度、金融制度、政府政策扶持及优惠程度、金融资源空间布局规划、重大的技术革新以及金融人才数量等。
梁颖（2006）认为，金融企业选址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区域的地理位置因素，包括时区优势、地点优势、交通优势、较低的商务成本等；二是地区市场的供求因素；三是路径依赖因素，区域的历史因素在金融业的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作用；四是政府的推动因素，包括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吸引金融企业的优惠政策等。
刘伟奇在《经济改革迎接金融全球化挑战—论加快发展上海离岸金融业务》在强化金融监督管理，健全金融法规中指出，离岸金融市场的成功经验证明,没有了法律保障的离岸经济是无法持久的。上海开办离岸金融业务,政府应当运用法律进行严格的管理。对此,在我国现有的《外汇管理法》、 《银行法》等有关金融法规的基础上, 国家应尽快制订出一套既符合国际惯例, 又切合我国国情的适宜该项业务运作的法律规定, 并在离岸金融业务的运作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 就能够从立法上保证从事离岸业务的金融机构的根本利益, 使上海离岸金融业务的运行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逐步实现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法制化。4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