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在仔细观察与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社会的意见气候、民意走向时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的理论假说。后来，诺依曼出版著作《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明确指出：“‘沉默的螺旋’涉及对‘强有力的大众媒体’的概念的回归。新闻采集和传播的途径有效地限制了公民获得的选择的广度和深度。受众因为渴望被接受，在遇到他们认为与自己观点相左且是压倒性的观点时，选择保持沉默。而新闻工作者则因其新闻采集功能的动态过程，对新闻报道进行了严格选择，从而进一步迫使那些希望避免被孤立的受众保持沉默” [1]。 80778

自“沉默的螺旋”理论假说提出之后，学界对于这一理论的看法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例如，查尔斯·萨蒙（Charles Salmon）和F·杰拉尔德·克莱恩（F·Gerald Kline）指出，“沉默的螺旋所说明的那种效果，可以简单地被理解成‘花车效应’或‘投射效应’，前者指每个人都想要加入胜利者的阵营，后者指人用自己的观点形成对身边总体舆论气候的理解”。在多元团体能中和媒体效果的观念的基础上，卡罗尔·格林（Carroll Glynn）和杰克·麦克劳德（Jack McLeod）则“批评沉默的螺旋低估了社区、组织和参照群体对中和媒体在宏大社会中的影响力的作用”。[2]

美国学者斯坦利·巴兰在《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一书中提出，“‘沉默的螺旋’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更具争议性的关于媒体和公共舆论的理论。它可以被看成是议程设置的某种形式，但更加注重宏观层面而非微观层面的效果。用该理论的创造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的话来说，在一个语境（大众媒体）中得出的观察结果延伸到另外一个语境中，鼓励人们大声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把话咽回去保持沉默，直到在一个螺旋式的过程中，某种观点支配了公共视野，其他观点则随着其信奉者的沉默而从公共意识中消失，这一过程被称作‘沉默的螺旋’。换言之，公众因为害怕被周围的人疏远或者孤立，所以当认为自己的意见属于少数派时，就不公然表明自己的态度，媒体则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倾向于只报道事件的一面（或最多两面），而不涉及事件的其余方面。这进一步使那些人保持沉默，也使媒体更难发现和记录对立面的意见。”[3]论文网

我国传播学学者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一书中指出：“诺依曼通过‘沉默的螺旋’理论，重新提示了一种‘强有力’的大众传播观”。这一理论假说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舆论形成过程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公众对‘意见气候’的认知心理这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结果”；二是“大众传媒经过选择性理论而突出对某些新闻事件反复报道，其所强调的意见往往容易被当作‘优势’或‘多数’意见”，因为这些意见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等特点；三是由“周围‘环境认知’所带来的安全感或舆论压力，会引起人际交往中的‘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和‘劣势意见的沉默’的螺旋式拓展过程，而社会生活中占绝对性优势的‘多数意见’随之诞生”。[4]

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使“沉默的螺旋”表现形式变得更加复杂。2014年8月26日，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结语专栏刊登了米勒（Claire Cain Miller）的文章——《社交媒体如何让人们变成“沉默者”》。文章重点介绍了皮尤研究中心和罗格斯大学联合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的结果：“总体看来，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公众的政治参与度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得到提高，反而减弱了。社交媒体削弱了大众表达观点的积极性，特别是当他们认为自己的意见与朋友不一致的时候。‘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实质上制约了观点的多样性，并且压制了公众对公共事务的讨论”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