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时期，各民族都纷纷建立了政权，试图一统天下，北魏拓拔鲜卑政权就是其中之一。在当时，北魏算是一个较大的政权，境内不仅包括了拓拔鲜卑部，还包括慕容鲜卑等他姓鲜卑、柔然、卢水胡、高车、汉等民族。北魏统治者除了需要处理境内各民族的关系外，还要处理与羌、羯、氐、匈奴、乌孙、乌桓、契丹、库莫奚等国外民族的关系。即使在如此复杂的民族关系下，北魏曾经雄极一时，因此笔者认为在北魏对待民族关系的政策中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而在北魏时期，有较多史料记录，且对北魏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冯太后和孝文帝进行的改革。

一、孝文帝改革概述

北魏时期，拓拔鲜卑当政，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巩固拓拔鲜卑的统治地位，加之汉族文化和血缘的影响，冯太后和孝文帝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措施，促进鲜卑族汉化，史称“孝文帝改革”，亦称“孝文汉化”。

（一）孝文帝改革的背景

当时北魏内忧外患兼具。内忧主要在于宗主督护制、胡汉矛盾、严刑峻法以及献文帝与冯太后的矛盾；而外患可总结为“天灾”与“人祸”。

1。 内忧

北魏的内忧之一是宗主督护制。宗主督护是指西晋以后，由于北方长期战乱而形成的农民依附豪强地主聚居，武装自卫、从事生产的情况[1]。东汉之后，这种农民为了逃避国家赋役、保存自身而自愿成为豪强地主的宾客、宗族、部曲和佃客的情况出现，并且由于战乱和国家实力衰弱等原因迅速蔓延。自北魏立国至孝文帝改革之间，北魏一直实行宗主督护制。北魏前期，北方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坞壁。坞，同隝[2]，小障也；障、隔也；营居为隝[3]。坞壁亦称壁垒、坞堡，从字面上即可知坞壁应是一个能够容纳一群人居住并能为他们做掩护、提供保障的较为隐蔽和安全的地方。宗主督护制就是以坞壁为基础。宗主是坞壁的主人，平民百姓以部曲、佃客等身份住在坞壁里，以隐蔽的方式生存。可以说一个坞壁自成一片天地，政府不可知其民之数。同时由于宗主有代替政府收纳租税的权责，因此宗主可以在收税和上交赋税之间获得巨大的利润且不留任何痕迹。此外，宗主还有征发兵役、徭役的权责，宗主完全有能力隐藏自己坞壁的真实武装情况，并在乱世时拥兵割据；或以此威胁当权者来谋求更大的利润。因此，宗主督护制虽然符合了当时北方的社会情况，顺应了北魏统治者的需要；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它为削弱国家实力，引起内乱埋下了隐患。

第二个内忧是胡汉矛盾。在孝文帝改革前，北魏内乱频发，原因之一就在于拓拔鲜卑对其他民族的压迫。从孝文帝即位至太和五年孝文帝开始参政的十年间，发生了多次人民起义和叛乱，如仅延兴元年到延兴五年这五年就共发生了十四次大大小小的起义和叛乱。胡汉矛盾首先体现在北魏的兵种组成。北魏的兵可以分为鲜卑兵和非鲜卑兵。鲜卑兵地位较高，带有贵族性质[4]；非鲜卑兵地位低下。在军队中，非鲜卑兵数量很多，在打仗时被遣为马前卒，是冲锋陷阵的炮灰；在平时则作为守卫城池的士兵。太武帝南征时就曾说过“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5]。”北魏这种压迫非鲜卑兵的情形在多部史书中均有记载。此外，在北魏，兵民是分开的。从“今计彼戍兵，多是胡人[6]”和“郡国之民虽不征讨，服勤农桑，以供军国[7]”这两句话可以发现：“戍兵”多由鲜卑及其他少数民族组成，用于防守和打仗；“民”多由汉人组成，负责耕种和桑蚕[8]。这种鲜卑兵与非鲜卑兵的分化、胡人和汉人工作的分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胡人内部、胡人和汉人之间的矛盾。此外，在北魏入主中原后，孝文帝改革前，统治阶级内部胡汉矛盾十分严重，鲜卑人位高权重，而汉人却看不起鲜卑人。如在《魏书·陆俟传》中就记载了平原王陆叡娶了崔鉴之女后，崔鉴曾对自己的亲近之人说“平原王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9]。”这句话暗含了“可惜他是个鲜卑人”之意，汉人对鲜卑人的好感度之低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