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那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从北魏建立至太和八年六月丁卯以前，北魏官员都是没有俸禄的。在《资治通鉴》中这样一段记载：“是时，魏百官不给禄，少能以廉白自立者。魏主诏：‘吏受所监临羊一口、酒一斛者，死；与者以从坐论。有能纠告尚书已下罪状者，随所纠官轻重授之。’张白泽谏曰：‘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禄。今皇朝贵臣，服勤无报；若使受礼者刑身，纠之者代职，臣恐奸人窥望，忠臣懈节，如此而求事简民安，不亦难乎！请依律令旧法，仍班禄以酬廉吏。’魏主乃为之罢新法。”[12]从这段话中可以发现，在没有颁布俸禄制时，官场贪腐成习，即使献文帝下诏严惩腐败，但最终会由于种种原因而放弃。

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顾炎武直接断言“今日贪取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而一旦官员“俸禄微薄，无以赡家，必取之于民”[13]。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实行俸禄制。俸禄制实行的同年，淮南王佗上奏想要废除俸禄制，被中书监高闾反驳：“今给禄，则廉者足以无滥，贪者足以劝慕；不给，则贪者得肆其奸，廉者不能自保[14]。”

在没有俸禄的情况下，若官员出身富贵，那么即使没有俸禄也能过得很好；但若出身平常甚至穷苦，且无其他收入的话，官员可能被饿死。而对于官员来说，获取其他收入最便利的方法就是贪。官员贪污的办法不外乎以下几种：1。收税时多收；2。权钱交易；3。以权压人进行强抢。在当时，有权势的官大多是代北鲜卑人，而被压迫的对象除了汉人、高车等外族人外，还有其他族的鲜卑人。而在钱财方面，被压迫对象多是汉人。前文已提及，北魏的兵民是分开的。在《魏书·刘洁传》中有这样的记载“郡国之民，虽不征讨，服勤农桑，以供军国，实经世之大本，府库之所资[7]。”这里的“民”主要指汉人。汉人事农桑，然后交税以供国家。在信息交流不便、检查机制不完善的年代，油水最多且最容易动手脚的就是税收；再加上“非我族类”的观念，汉人对官员，或者说代北鲜卑人的憎恨可想而知。

俸禄制实行后，律法由“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15]”变为“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15]”。《魏书·刑罚志》中记载了俸禄制实行后的情况：“是秋遣使者巡行天下，纠守宰之不法，坐赃死者四十余人。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15]从上面两段话我们可以看出统治阶级反腐的决心，同时发现俸禄制和新律法确实给反腐带来了巨大好处。

俸禄制的实行为官员的生存提供最低保障，大大减少了官员迫于生存而压迫汉民的情况，一方面缓和了拓拔鲜卑官员和汉民的矛盾；另一方面，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减轻了汉族官员心中由于鲜卑官员欺压汉民而产生的不满，有利于社会稳定。而官员俸禄有差等的制度则减少了不同官却同酬、不同工却同酬的情况，缓和官员心中的不平感，缓解汉族官员和拓跋鲜卑官员以及拓跋鲜卑官员内部的矛盾。文献综述

2。 均田制、新租调制与三长制

据《魏书》载，太和九年十月丁未均田制颁布；太和十年二月甲戌三长制颁布，同时提出了与均田制相适应的新租调制。

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来，天下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16]”，百姓“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17]”，因此中原地区的无主之地十分多。然而作为劳动力的百姓们为了生存与安定都已依附坞堡宗主，国家缺少劳动力。为了削减坞堡的力量，增加国家的实力，孝文帝于太和九年颁布均田制。同时，“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以生死为断[18]”，还下令“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19]”，为买卖田地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