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要作用

因而在农业文明时期，蚕桑生产与丝绸业是桐乡农村的传统支柱性产业，也是农民收入的最大来源。在桐乡当地，农民长期流传着“蚕半年，稻半年”之说。（光绪）《嘉兴府志》有言：“桐乡之地，土沃人稠，男服耕桑，女尚蚕织，易致富贵。” 《补农书》 的作者张履祥强调了养蚕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说蚕务“实为吾乡衣食之本，妇功之所特重者” ；他还指出，在他的家乡——桐乡，种桑事实上比种稻更重要。据浙江大学1928年调查及《中国实业志》统计：当年崇德、桐乡两县的蚕户占农家百分比均高达92%，桑地占耕地百分比分别为43%和39%。 1928年《浙江建设厅月刊》称桐乡县的“丝茧为大宗出产” ；无独有偶，1929年《浙江建设月刊》提及崇德县，也称“岀境货，首推丝茧” 。依上述各例，可见蚕桑丝绸业在该时期桐乡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二、发展概况——由盛转衰论文网

丝绸业是自然奇迹和人类智能两者完美结合的产物 。它的完整过程十分复杂，主要涉及养蚕收茧、缫丝织绸两个环节。因此，若要了解桐乡的丝绸业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发展状况，就要从这两个环节入手。

（一）桑蚕饲养与蚕茧收购

首先了解第一个环节：桑蚕饲养与蚕茧收购。先说前者，19世纪初，意大利改进了法国人发明的蒸汽缫丝机，这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西方诸国的缫丝业随之发展迅猛。到同光年间（1856~1908），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产蚕丝已难以维系其发达的缫丝业。由此，国际市场对中国生丝的需求激增，国内丝价一路走高，蚕桑之利远厚于稼穑，激发了境内蚕农种桑养蚕的热情，农村形成了“无不桑之地，无不蚕之家”的景象。到清末，境内农民不仅延续旧习养春蚕，还开始育夏蚕。此后，随着育蚕技术的提高，育蚕户和以蚕桑为生者逐渐增多。“种为蚕之始” ，蚕种的优劣与岀茧率、蚕农的收益密切相关，种良则蚕病少、茧质优、易获利，因此蚕户十分关注蚕种质量。清末民初，桐乡在原有土种基础上，引进了一批一化性和二化性品种，濮院、屠甸等地已开始从嘉兴育种场引进和饲养改良蚕种。1900年，浙江省蚕学馆在崇德、桐乡两县分别建立了石门、梧桐、乌镇三个小型蚕种制造场，三场合计每年制造700—1500张改良蚕种。 改良蚕种种价低廉甚至免费，却不畅销，因此这三场在开办五年后全部停业。1925年，桐乡在省立蚕丝学校指派员的协助下，创设改良场，其在新式育蚕、稚蚕共育和共同催青方面颇有成效，使得蚕业在境内农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提升。到1928年，桐乡、崇德两县有九成以上农户从事蚕业生产，大多每年饲养春、秋蚕二期，鲜茧产量颇丰。这在1928年的《浙江财政月刊》中有所反映：因“新丝上市，原有巡船不敷分布”，桐乡县统捐局不得不“添设两艘” 。另据抗战前《崇德农村调查》记载，崇德县境内的280户农户在1928年的总收入为27962元，而蚕桑生产收入约占其中的61。13%。 蚕种质量固然重要，但饲养技术的关键性同样不容小觑，尤其是壮蚕 的饲养管理方式，直接关乎岀丝量的大小。民国十九年（1930）起，境内开始改进壮蚕饲养技术，由清代采用的养地蚕 （俗称“落地铺”）改成以台饲为主。台饲的优势在于其对桑蚕生长环境的优化，即使遇到低温天气，也无需外用火力取暖。1933~1934年，蚕丝价惨跌，蚕农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境内蚕茧产量大幅下降，这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浙江建设月刊》的记载中可见一斑：崇德县280户农户的蚕桑业平均收入在近五年中锐减了57% ，许多中农沦为贫农。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大肆伐桑、焚毁蚕房及养蚕用具，使境内蚕桑业遭受重创。在蚕具短缺的情势下，地蚕饲养再次时兴并普及，但短期内蚕茧产量却难以恢复至战前水平。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