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养蚕是为图利，这利主要是通过蚕茧买卖获得。且看境内蚕茧收购情况：光绪（1875~1908）年间，桐乡已经设有专门收购蚕茧的茧行，到后期，随着洋商在此设行、租行，境内蚕茧收购量增多，携资前来购茧者更是络绎不绝。民国三年（1914），境内几十余家绸织商户以维护商业为由，联名电请省长下令查禁城区新设茧行。三年后（1917），省政府制定的茧行条例中，已经准许“距原有茧行周围20里地方得设新行”。 该条例引发了茧商争设茧行的风潮——桐乡县新增茧行6家，崇德县新增3家。同年，崇德县还开设了配有烘灶的天利茧行，开启了境内烘干茧再外运的先例。此后，不仅有丝厂租用茧行直接收茧，也存在茧行收购鲜茧烘干后转售于丝厂的贸易活动。由于蚕茧收购归政府统制，有专门划定的收茧区，茧行更拥有收茧专营权，因此存在茧行恶意压价的现象，而蚕农虽严重亏本却又无可奈何。民国十六年（1927），旧茧行条例被废除，各地皆可设行，新茧行便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立。三年后（1930），境内茧行已增至60家，而1914年时的崇德县仅3家茧行。 可见此时茧行数量之巨，由此逐渐形成了行多茧少的局面。在卖方市场下，茧行不得不抬价竞收，致使茧价跃升于丝价之上。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茧价紧随丝价的暴跌而惨落，茧行多破产、倒闭，“只振昌等四五家开秤，市上到货优少次多，多数茧行已停秤，茧价最高只五十三四元，最低四十一二元” ，一年所收购的烘干茧仅2400担——而民国时期最高年收购量是1929年的7万多担。往后两年，局势有所缓解，茧行数量和收茧量都缓慢增加。然至日军全面侵华时期，茧业颓势再现：日商在沪开办的华中蚕丝公司垄断了桐乡的蚕茧收购，茧价低贱，境内再次出现茧行倒闭的风潮，至抗战胜利后才有所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