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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接受主体
    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被译介到一个国家,并且要在新的环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除了文体本身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之外,也必定离不开接受者的支持。侦探小说在近代中国的兴起繁荣,甚至掀起了一股翻译热潮,首先要归功于广大的读者群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使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扩大了市民阶层,他们在平时的工作之余也对精神食粮产生了需要。
    近代译介到中国的域外小说,只有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最受欢迎。政治小说和科学小说都被译者赋予了极其强烈的个人和政治色彩,侦探小说却因为它本身的政治性少得可怜,与当时的“改良群治”关系甚微。虽然没有特别大的政治功用,对侦探小说的翻译却并没有消减,由于侦探小说内容新颖、情节离奇,大大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要和期待视野,获得了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的热烈追捧。如陈平原所言:“就文学趣而言,侦探小说是晚清介绍进来的所有小说类型中,最对中国人胃口的。”[2]
    二、福尔摩斯探案在近代中国的译介
    (一)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在近代中国译介的情况
    1896年,梁启超主办的上海《时务报》首次刊登了本报英文编辑张坤德译著的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这是最早译入中国的侦探小说。这四篇小说分别名为《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今译《海军协定》)、《记伛者复仇事》(今译《驼背人》)、《继父诳女破案》(今译《分身案》)、《呵尔唔斯缉案被戕》(今译《最后一案》)。[3]由于刊登在《时务报》这样一份在当时影响力很大的刊物之上,使得福尔摩斯探案在中国得以迅速传播。1899年,张坤德所译这四篇加上《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被命名为《新译包探案》,由上海素隐书屋出版。《新译包探案》中惊险刺激的故事情节和科学严密的逻辑推理,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中国读者。
    除了《时务报》和素隐书屋的译本外,1901年,黄鼎和张在新合译了福尔摩斯探案小说集《泰西说部丛书之一》,包括柯南•道尔的七篇侦探小说:《毒蛇案》(今译《斑点带子案》)、《宝石冠》(今译《绿玉皇冠案》)、《拔斯夸姆命案》(今译《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希腊舌人》(今译《希腊译员》)、《红发会》、《绅士》(今译《贵族单身汉案》)、《海姆》。根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记载,1902年,黄鼎、张在新又翻译出版了柯南道尔的《议探案》,但一直未见原本,不提。1902年,文明书局出版了《续译华生包探案》,译者署名为警察学生,共收探案七篇。1903年,商务印书馆又译印了优尔篇探案小说,名为《补译华生包探案》,但都均未注明译者。1904至1906,周桂笙、奚若又翻译了《福尔摩斯再生案》,全书共13案,但周桂笙所译的后3案不详。[4]
    此外,还有许多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译入中国,1901年汤心存、戴鸿蕖合译的《红发案》(今译《红发会》),1904年小说林社刊登的奚若、黄人合译的《大复仇》(柯南道尔第一篇侦探小说,今译《血字的研究》),等等,大都是单篇发行,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而后来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由刘半农主编、程小青等10人所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可谓集晚清通俗小说作家大成之作。全书共十二册,收录福尔摩斯探案44篇。郭延礼说:“探案的译文均系浅近的文言,虽然语言风格不尽一致,但大体比较通畅,亦较忠实于原著,此可谓‘五四’前福尔摩斯探案翻译的集大成之书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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