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oad in which we found ourselves as we turned round the corner from the retired Saxe-Coburg Square presented as great a contrast to it as the front of a picture does to the back.It was one of the main arteries which conveyed the traffic of the City to zhe immense stream of commerce flowing in a double tide inward and outward,while the footpaths were black with the hurrying swarm of pedestrians. [6]
——《福尔摩斯探案集(英文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余如语乃循阶而行,既至,余乃大诧,盖其地实为一热闹之场。[7]
——《红发会》(中华书局,1916)
由此可见,原作中对环境的大量描写,中华书局版只以“盖其地实为一热闹之场”一言代之。这样改写虽然对整个故事情节影响甚微,但是熙来攘往的立体场景感却被大大削弱了。
纵观晚清时期翻译的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翻译家们都采取“意译不译辞”的方法,译本多是以意译为主。近代译介小说最初是为了“改良群治”和“输入文明” [8],翻译家们看重的只是原作的精神内容和思想意义,而不是叙事模式和遣词造句,因此译者在翻译小说时,会将原文中有用的内容保留,将一些有悖于自己思想的内容删减,将原作进行一番改造以适应自己的需要。另外,译者为了迎合读者的喜好,千方百计揣摩读者的心理,会删去不合本国风俗习惯的内容,增加国人所推崇的思想。加上翻译家们的英语水平和文学鉴赏能力也都良莠不齐,遗漏和失误更是在所难免。
3.叙事模式的处理
中国传统小说多采取由一个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者讲述故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剖白人物内心活动的叙事模式。而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大都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视角。近代翻译学家面对这种迥然不同的叙事技巧,也经历了改编重构到接受引入的转变。《时务报》最早刊登的张坤德所译的福尔摩斯探案,有意将之类比为中国的文言笔记小说,从而获取国人的认同。[9]从第二篇开始,《记伛者复仇事》署名为“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此书滑震所作”,译者将讲述者的角色交予滑震。接下来的两篇译作里,第一人称“余”才正式成为故事的叙述者。
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也不像我国传统小说那样采取直线型叙事模式,叙事时间呈现倒叙、插叙等多种方式,特别是倒叙,能制造悬疑的气氛。倒叙作为西方文学的传统叙事手法,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很少出现,因而最初译者在翻译福尔摩斯探案时,往往将倒叙改写为顺叙。在译介过程中,译者逐步意识倒叙这种叙事手法的优越性,是按事件发展的顺叙手法所不及的,从而使用到实际翻译之中。如The Adventure of the Engineer’s Thumb(今译《工程师大拇指案》)开头:
At the time the circumstances made a deep impression upon me,and the lapse of two years has hardly served to weaken the effect. [6]
——《福尔摩斯探案集(英文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此事去今虽已两年,思之尤历历在目,盖已深印脑海,固未尝为思潮所汩灭也。[7]
——《机械之指》(中华书局,1916)
4.人物形象的改写
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中塑造了许多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如性格古怪、骄傲果敢的私人侦探福尔摩斯,温和谦卑、谨慎细心的医生华生,各色离奇案件的当事人等等,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形象鲜明。中华书局版的福尔摩斯探案与之前的各种版本相较更忠实于原著,但在翻译人物形象方面仍做了一些改造。
首先是大侦探福尔摩斯。在原著中,福尔摩斯是一个冷静理智到近乎排斥感情的形象,但是在《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中,译者为他们心目中的福尔摩斯增添了几分感情色彩,使大侦探的形象有血有肉、立体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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