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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对女性形象的改写。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中有不少出色的女性，睿智、坚韧、独立，但在译者的笔下，摇身变成了谦卑、柔弱的中国传统女性。这无疑是受到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女性的地位仍未得到真正的改变，因此对这些女性的翻译连外貌形态也做了较大的改变。如The Naval Treaty(今译《海军协定》)中对菲尔普斯的未婚妻安娜的描写：
She was a striking-looking woman,a little short and thick for symmetry,but with a beautiful olive complexion,large,dark,Italian eyes,and a wealth of deep black hair. [6]
——《福尔摩斯探案集（英文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安娜貌颇逸丽，肤色雪白柔腻如凝脂，双眸点漆，似意大利产。斜波流媚，轻盈动人，而卷发压额，厥色深墨，状尤美观。惟体略短削，微显美中不足。[7]
——《海军密约》（中华书局，1916）
原文描绘的是一个美丽的异族女人，但在译文中变成了一个楚楚动人的中国古典美女。对于这样的改写，绝不能单纯的归结于译者的英文水平，而是出于对中国读者审美标准的考虑。
由此可见，在近代福尔摩斯探案译介过程中，由于受到传统本土文化的影响，以及出于对读者阅读习惯的考虑，译者对原文进行了增删和改造，但在主体部分的翻译还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
作为西方通俗小说的一种，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被大量译入，并且掀起一股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的。它本身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和新鲜刺激的神秘感也大大满足了广大读者好奇心的需求，受到了读者的热烈追捧，成为当时甚至现今都炙手可热的读物。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制约，加上译者翻译水平不一，所翻译的作品也都良莠不齐，出现了一些误译和再创造的现象，例如对篇目名称的翻译、故事情节的增删、叙事模式的处理和对人物形象的改写等，但总体来看，已经与原文相去无几。
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作为一种全新的小说类型，情节曲折离奇、艺术特色独特，对中国小说的创作模式和本土文学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方法，基本是采用将第三人称作为叙述者的全知叙事模式，福尔摩斯探案的传入，打破了这种传统观的叙事方法，小说家们开始学习侦探小说中的叙事方法，以第一或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采用倒叙或插叙法进行创作。[10]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这种新颖的文体结构使人眼前一亮，众多译者在翻译这些侦探小说之时，也开始跃跃欲试，试图创造出“中国的福尔摩斯”，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到民国时期，以中国社会为背景的侦探小说便大量涌现出来了，其中成绩最突出的应属“中国侦探小说巨匠”程小青，他创造的霍桑探案系列中的主人公霍桑与福尔摩斯的形象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由此可见，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的译介对中国本土侦探小说的形成功不可没。
另外，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的译介，使广大中国读者认识到域外小说的趣性和可读性，形成了一股期待阅读、欣赏外国文学的忠实读者群，为“五四”时期大量译介外国文学名著打下了基础。福尔摩斯探案在近代中国的译介，除了对中国文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之外，其中所蕴含的科学理性和法律意识也促进了进步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