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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陈平原的统计，1896至1916年出版的翻译小说中，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数量居于第一，达32种之多。阿英也在《晚清小说史》中说：“当时的翻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占五百部以上。”[5]
（二）近代福尔摩斯探案系列汉译本特点
中华书局1916年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是清末民初福尔摩斯探案系列诸多译本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版本，由刘半农主编，程小青、周瘦鹃、陈小蝶、严独鹤等当时著名的翻译家译著，共收录福尔摩斯探案44篇，全集用浅近的文言翻译，体例完备，较忠实于原著。我们就以中华书局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为主要参考译本，对比首次刊登于1896年上海《时务报》的版本，从篇目名称的翻译、故事情节的增删、叙事模式的处理、人物形象的改造等方面探讨近代翻译的风格和特点，挖掘形成此种特征的原因。
1.篇目名称的翻译
题目是一篇小说带给人最直观的感受，也是判断小说是否吸引人的首要因素。近代对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篇目名称的翻译大多与原著篇名相去甚远，有着中国本土化的特色。
1896年上海《时务报》刊登的张坤德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名为《英包探勘盗密约案》（The Naval Treaty今译《海军协定》）、《记伛者复仇事》（The Crooked Man今译《驼背人》）、《继父诳女破案》（A Case of Identity今译《分身案》）、《呵尔唔斯缉案被戕》（The Final Problem今译《最后一案》）。不难看出，这些题目都是译者煞费苦心，依据小说内容提炼而得，但是这或多或少透漏出的故事情节反而破坏了侦探小说的悬疑性。因为毕竟这种新型的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译者也是为了迎合广大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借鉴中国传统小说的题目模式，仔细揣摩拟定的。如《继父诳女破案》很显然就是在告诉读者故事在讲述继父如何诓骗女孩的。起伏跌宕、惊险神秘是福尔摩斯探案小说最显著的特点，也是吸引大批读者的关键，但张坤德所译这些小说从题目上就暴露了案情。
中华书局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虽然已经比较忠实于原著，但是在篇目名称的翻译上仍与原作大相径庭。如《佛国宝》（The Sign of Four今译《四签名》），《情影》（A Scandal in Bohemia今译作《波希米亚丑闻》），《失马得马》（Silver Blaze今译作《银色马》）等，假若不注明原文，单看这些篇名，根本无法分辨是柯南道尔的哪一篇侦探小说。还有的如《剖腹藏珠》（The Adventure of Six Napoleons今译作《优尔座拿破仑半身像》），《弑父案》（The Boscombe Valley Mystery今译作《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等仍暴露了故事的线索，但较之前已经大为改观。由于过于强调翻译小说的社会意义和教化功能，译者们反而忽略了侦探小说悬疑性的重要特质，其娱乐性和阅读性也因此大打折扣，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这种做法也是有情可原的。
2.对故事情节的增删
清末民初，对原文随意增删和改窜是较为普遍的翻译方法，虽然现在看来这样做有悖翻译原则，但是这在当时是有着一定的历史根源的。譬如原文中的福尔摩斯有吸食毒品的习惯，他认为毒品能提神并且可以带来灵感，而鸦片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深重灾难，毒品也被广大中国民众认为是罪恶之源，译者又怎能让惩恶扬善的正义化身沾染上如此恶习呢。不过相对来说，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翻译对故事的基本情节改动不大，大多只是增删用处不大的文字，如部分环境描写和人物性格描写，因为侦探小说要求有周密的逻辑推理，故事情节都是环环紧扣的，想要过多增删并非易事，所以译者想要改写只能选择一些次要的情节。在The Red-Headed League(今译《红发会》)中有这样一段环境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