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比（%） 23。7 76。3

从表格中可看出，苏轼更偏向使用语典，刘石先生曾在《苏轼词集》的导读中对其语言做出如此评价：“苏词的语言一改‘花间’词人径小质轻、镂金错采的面目，以前人诗句入词，以口语、佛语、成典、四部语等入词，大大扩大了词体语言使用的范围，使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6](p8)由此可以看出，大量的语典大大丰富了苏轼的语言，使之“韵趣高奇”。[7](p72)

苏轼用典的范围极广，其所引用的典籍囊括了经史子集四部，丰富多彩、精妙绝伦。其中集部用典最多，有401处，其次分别是史部、子部及经部。有个别典籍引用频率较高，依次是《杜甫集》、《白居易全集》、《晋书》《李白选集》、《汉书》、《庄子》、《诗经》、《韩愈集》、《史记》、《后汉书》、《楚辞》、《论语》、《世说新语》、《礼记》、《三国志》、《列子》、《南史》。

用典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表格2 《东坡乐府笺》中用典分布统计分析

名称 经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数量（个） 62 171 121 401

占比（%） 8。2 22。6 16。0 53。2

第一，经部用典分析。《东坡乐府笺》中，经部用典共62处，占所有典故的8。2%。如表3所示，在经部用典中《诗经》最多，占经部用典的40。3%。除了《诗经》外，还有《论语》9处、《礼记》8处、《孟子》6处、《周礼》4处，运用较少的还有《韩诗外传》、《尚书》和《左传》等。

表格 3经部用典数据统计分析

第二、史部用典分析。《东坡乐府笺》中，史部用典共171处，占所有典故的22。6%。如表3所示，其中《晋书》最多，占史部用典的21。1%。除《晋书》外，还有《汉书》28处、《史记》20处、《后汉书》18处、《杨妃外传》9处、《三国志》9处。运用较少的有《旧唐书》、《宋史》、《梁书》、《战国策》、《水经注》、《北史》、《襄阳耆旧传》等。

表格 4史部用典数据统计分析

第三、子部用典分析。《东坡乐府笺》中，子部用典共121处，占所有典故的16。0%。

如表5所示，子部用典中，用得最多的是《庄子》27处、其次是释氏典11处、《世说新语》8处、《列子》8处。少数用到的有《西京杂记》、《抱朴子》、《明皇杂录》、《续齐谐记》、《拾遗记》、《梦溪笔谈》、《老子》、《淮南子》、《殷芸小说》、《列仙传》等等。

表格 5子部用典数据统计分析

第四、集部用典分析。苏轼在词作中大量引用前人的诗文，集部用典共401个，占用典总数的53。2%。

如表6所示，集部用典中，用到最多的是杜甫的作品，共62个，占集部用典总数的15。5%，其次是白居易的作品，共36个，占总数的9。2%，李白的作品，共30个，占总数的7。5%，韩愈的作品，共21个，占总数的5。2%，杜牧的作品共13个，占3。2%。用得较少的有陶渊明、谢眺、曹植、欧阳修、陆机、谢庄、李益、温庭筠等人的诗句。

表格 6集部用典数据统计分析

由上述统计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所用的典故还是集中在集部，这与之前所说“苏轼大量使用语典”相呼应。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提到：“为了应付当时的科举考试，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8](p26)他们在背诵之时不仅要注重文章的知识，也须注意其中的措辞，做文章用的词汇便是从此学来的。他经常必须在饭后当众作诗，通常比一般人写得更快更好，可能就是因为苏轼熟读了大量的文学经典，并常常作诗磨炼，所以他才能对前人的诗句信手拈来运用至自己的词作中。苏轼大量化用了前人的诗句，大量的语典改变了用典的面目，使典故内容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