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方言和口语的使用让马金莲的小说浸润了土地的淳朴和粗犷，这也是马金莲小说富有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金莲小说中的人物个性分明，这是通过口语化的人物语言来实现的。她的乡土题材小说大都采用以现代汉语为主，又与西海固方言相结合的方式来叙述，富有生活气息，也让小说更具真实感，人物更鲜活。这种独特的方言和毫无顾忌的粗鄙口语，让她的小说带有浓郁的西海固地方特色，或者说形成了马金莲小说的个人特色。方言的使用让小说中的人物更加立体、真实，口头用语的使用也让西海固底层小人物的独特形象跃然纸上，更具生活气息。

方言在小说中的使用古来有之，鲁迅《社戏》中的江浙细语，老舍《茶馆》里的浓浓京味儿，陈忠实《白鹿原》里的关中方言，这些作品用方言来表述，通过语言来展示人物个性，并向读者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这样既不会与情节产生冲突，又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而马金莲的乡土小说正是如此。[4]（10）西海固有它特有的回族风俗、宗教礼仪，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每个地区的方言、口语都会因为地域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独属于自己的语言特色，硬要用文绉绉的官话去塑造一个手沾黄土的农民是极为矛盾的，反而会起反作用。另外，乡土题材小说的情节势必会涉及风土人情，比如沈从文的湘西礼俗，鲁迅的绍兴习俗，作者都有意识无意识地使用方言去描述，如若全部使用纯熟的汉语反而会显突兀，这也是作者的明智之举。

例如《父亲的雪》中的“浪亲戚”、“穷得屁啃泥”、《长河》中的“散个乜贴”、“式下就是女人”，虽然有些粗俗，同时也体现出西海固人的朴实性格以及生活的苦难对他们的磨砺，而这种口语方言的使用也符合西海固底层小人物的身份。[2]（53）落后的文化环境以及面朝黄土的生活方式，令农民的语言朴实直白，甚至有些粗鄙，而马金莲的地方语言生动地还原了农民本色，使这些面朝黄土的农民形象鲜活生动，也让西海固的地方特色显露无疑，西海固的落后贫穷、环境闭塞在语言的运用中可见一斑。

二 人性与情感的救赎

尽管马金莲的小说以西海固农民生活的苦难为主题，但在这艰辛的农事掩盖之下，依然隐藏着浓浓的人情味儿。这种淡化了情节，突出了苦难，同时又暗含着自省与感动的写法，也是马金莲小说的一大特色，即“散文化”小说。

马金莲用人性之美以及情感的本真来救赎这个苦难的世界，艰辛的农事让西海固农民忘却了感动，掩藏了欲望，但是马金莲却希望用文字让这份人性与情感暴露，让掩藏在苦难下的精神世界得到释放，读者通过人物的自省与感动，真正走进人物的内心，用他们纯美的内心世界和苦难的现实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苦难掩盖下的人性至善

在马金莲小说中，苦难生活的背后是被掩藏起来的人性之美，这是马金莲写作的真实意图，也是马金莲乡土题材小说的可贵之处。文献综述

由于生活的困苦，西海固农民一生依赖土地，土地是他们终身的事业，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饥饿、贫困这种身体上的苦难反而让西海固农民在情感上变得单纯，邻里乡亲之间、夫妻之间、亲友之间都是以单纯的人性本善去交往，没有都市文明熏染下的勾心斗角，少有的冲突矛盾也大都围绕着生存，他们对人对事都是以一种原始的眼光去看待，例如寡妇可以为了生存另嫁、妻子可以找别的男人，这些在传统伦理道德上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在西海固却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因为没有人会带着异样的目光看待他们，人性之初便是为了生存而改变生活状态，他们的选择不过是顺应本能，这也是西海固人单纯思想的体现。马金莲小说中西海固人思想淳朴，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相似之处，在沈从文描绘的湘西世界，字里行间都可见人性的单纯之美。《边城》中爷爷和翠翠以渡船为生，他们的生活虽然清苦，却处处都能体会到那单纯朴实的人情之美，勾勒出湘西美好的人性世界，他们对待爱情也是以公平竞争的方式去选择，对于朋友甚至是陌生人，也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虽然从道德观念上来说，有一些与社会大众思想相违和的地方，但在湘西却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那块被水荡涤过的土地没有被商业化气息所浸染，他们的单纯善良在沈从文的笔下被无限放大。沈从文刻意淡化了生活的苦涩，对于翠翠和爷爷生活的艰辛，只是粗描淡写，通过对他们纯美的内心世界的描摹，构造了一个诗意的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