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部影片在色调上以暗黄为主，在暖色调的烘托下，会在观众心理上形成舒缓的节奏之美。“有一种独特的女性柔美。” [4]

二、电影中民族元素的添加和运用

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把背景从20世纪20年代的维也纳搬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平，两者之间的社会背景、地理环境的差异如此之大，不禁让人为改编的可行之处捏了一把汗，然而导演徐静蕾却巧妙地将充满欧洲风情的小说移植到了中国的本土环境。

观看整部电影就会觉得整部影像的风格好似一幅清秀隽永的工笔画，每一个镜头都蕴涵了含蓄的东方意蕴。风筝、冰糖葫芦、踢毽子等一些民风民俗俯拾皆是。不仅是环境的移植，部分情节的设置也带有本土特色。例如在原著中，女孩第一次踏入作家的家中是帮助他的仆人拉厚重的地毯。到了电影变成女孩帮助作家的管家收被子。在冬日的暖阳中，女孩帮着年老的管家收着金黄色的被子让影片有一种浓浓的乡土，很难想到电影的原型诞生在千里之外的欧洲。

在小说中，这样描写到“我亲吻你的手摸过的门把，我偷了一个你进门之前扔掉的雪茄烟头，这个烟头我视若圣物，因为你的嘴唇接触过它。”[8]女孩通过一系列疯狂的举动展现了对作家炙热又稚嫩的爱。女人对作家近乎狂热痴迷的感情放在欧洲不足为奇，但是在崇尚含蓄美的中国似乎很难行得通。但导演还是通过一些情节设置表现了“中国式暗恋”。徐静蕾在整部影片中添加的情节相对较少。在为数不多改编的情节中，有一幕表现的是中国的春节。大年三十的晚上，母亲在屋内做好了饺子，让少女端一碗给北屋的作家，少女不屑地说：“巴结”。“电影中这个十三岁的女孩很少说话，‘巴结’这个简单却含有指责意的词汇，表现了女孩的自尊和倔强。”[9]这个看似不在意的“巴结”却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心思淋漓尽致地通过镜头展现在观众面前。她对作家的暗恋是不为人所知的，她宁愿一个人孤独地保管着这个秘密，也不会说出来。虽然很难接触到作家，但她也会享受她和作家若即若离的关系。当大好机会降临时她似乎又不愿表现得特别殷勤和热忱，这正是一个时值青春期的女孩所特有的初恋情结——自己满腔热情又不愿被外人发现。

在原著中，成年后的女人单纯地为了追寻作家回到维也纳，但如果同样的情节放在这部电影中或许不太能被中国观众所接受。所以在影片中，女主人公的身份被定位成北平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这样既不会显出女人来到北平意义的孤立性，又为后面女人参加学生运动而和作家结识埋下了铺垫。小说的女主人公每晚都站在作家的窗前静静的等着作家，“跑到那幢房子跟前。你的窗户还亮着灯，我整个心砰砰直跳……我一直站在你的窗下，直到灯光熄灭……以后每天晚上我都这样站在你的房前。”[5]她似乎更像一个主动的求爱者，移植到电影里之后，女主人公和作家相隔在胡同的两边，女人总是通过窗户和门去窥探观察男人的行踪，充满了淡淡的东方式婉约气息。纵使原著是女人一个人的心理独白，但拍摄成电影之后依然呈现出中国传统爱情范式——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模型，这也正暗合了中国观众的观影期待和心理共鸣。

在西方，较早地开始了女性解放运动，虽不说女性在政治、文化中有着和男性绝对平等的地位，但她们一直有着争取平等的意识。在原著中，为作家诞下孩子的女人为了过上体面的生活，直白清楚地写着“我告诉你，我卖身了，你会因此鄙视我吗？……我的爱人，我卖身了。这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牺牲，因为人家一般称之为名誉、耻辱的东西，对我来说纯粹是空洞的概念。”[5]在电影里，中国女人变成了交际花，这和原文的妓女有意区分开来。她和一个空军保持着暧昧的关系，至于她的私生活则知之甚少了，唯一能看出女人不羁的生活只有她性感的舞裙，旋转的舞姿和熟练的吸烟动作。因为不同的文化语境，电影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对她个人生活的道德批判。甚至为了凸显女人与空军绝无夫妻关系时，当女人背着空军跟随作家回家时，女人的心理独白是“朋友算什么，自尊算什么。”[10]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女人的贞操被视为女人及其重要的品质，甚至为了它可以舍弃生命。为了塑造电影中女人圣女的形象，导演安排女人拒绝婚姻，模糊私生活，抱着那份莫须有的爱情忠贞不渝，直到死去。徐静蕾一再声称她的电影想表达的是“现代女性在恋爱中只关注自己的感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徐静蕾作为导演，在创作过程中不可能不受到民族文化传统和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在导演徐静蕾的潜意识里，她其实暗中已经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意识的“羞怯”和“被动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