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性别角色辩证关系中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5]在男权社会里,女性不自觉的围绕在官场男性的身边,女性崇拜男性的权利,爱慕男性官场上的才干,有的甚至自觉不自觉的与男性进行着权色交易,女性总是在不断地改变着,并为官场中的男性扮演着陪衬,衬托并支撑着男性的魅力。《女同志》中崔定利用权力帮林美玉升了职位,当崔定被纪委立案审查后,机关里的人没有指责与借鉴,反而替着抱不平,并把矛头都指向女性,批判女性巴结、勾引、投怀送抱,最后把崔定给害了。持这种女性唯错论的人一拨接一拨。任何一件事情,不论对与错,两方甚至多方都是需要承担责任的,这样一味的将责任推给女性,并毫无自责感,可谓将性别因素、极大的带入个人情感与政治中。在官场中似乎只要与“男性”沾边事物总是被认为是正确的、积极的、有着一定的主导性,相反,有“女性”烙印,便一发不可收拾,就是错误的、消极的、从属的。

对女性主人公的塑造,看似是突出女性地位,平衡男女的性别诉求,其实从另一个角度上压抑了这种诉求。在《女同志》中旧城改造时,赵一行、刘立权两位男同志自觉的将女同志万丽排除在外,不论是大事小事都由两位男同志在争夺、商量。正如文中描述的女同志们带着自身的“软心肠”互相之间总是争不起来,但是女同志依旧柔弱的处在男同事之间,便被男同志们一次次无情的打压。在官场中男性权利被不自觉的放大,男性理所应当的“受用”无形中高出的那一股权利。其实当女性问题置于男女两性的社会关系和权利结构中时,便不自觉的凸显出女性权利的被隔绝、被忽视、被压迫,如此一来,女权更加弱化。

男性在官场中的权利更得以凸显,并不是女性不去努力,而是男性自我认为占据主导地位,并将这种思想无形的传达。这种思想的延伸和传播,便会带来对女性维权、护权和用权的制约,而这正是女性在政治生活的一个无奈的体现。文中耿志军作为一个房产公司的副总,对于比自己官大一级的万丽也无所顾忌,反驳万丽的想法,争执地产的分配,不把女同志放在眼中。甚至走时摔下一句“凶什么凶,一个女人!”[6](P302)他吼出了官场中男性的声音,将女性权利、地位不自觉的压低。男性自认为官场是他们的,当女人来到他们的地盘,必须付出比男性更多地东西,牺牲更大的利益。即使站稳了脚跟,男人们还得补充一句“这是我的地盘”。这种现实的角色意识也让女性在政治官场中步步维艰,而男性的主导官场的意识鼓弄着自己的思想对女性的压制甚或忽略。在以耿志军为代表的男性眼中,即使是自己的领导,只要是女人就得回归家庭,不论多么雄才大略,大权在握,女人注定被排斥。官场也默认了这样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以及男女之间种种定式,男性作为主导者,女性作为被主导者,这样的思想顽疾根深蒂固,顺其自然的流淌在官场的各个角落,让人欲罢不能,欲言又止。

小说结尾时强调市里缺一位女副市长,万丽也成了候选人。只是因为没有女性,所以男性的领导班子要求加入女性,这明显是性别不平等的表现。男性和女性实际上在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制度把男性和女性的所作所为“规定”出一个范畴,对两性的行为产生不同的要求和期望。在这个男权当道的官场,女性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才能挤身官场,逐渐瓦解由来已久的男权影响,在不平等中寻找平等,而这样的奋斗谈何容易,女性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身心俱疲只为打破男性的压制,让官场的生态更加和谐和自然。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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