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皇权逐渐象征化是秘书机构膨胀的主要原因 皇权作为至高无上的象征总是周期性地由强转弱。中国封建社会的政体是中央集权制

度，皇帝通过下达口谕或颁布文书来发号施令，把控政权，并以此来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

和不可撼动。凡是开国皇帝、中兴之主或有为之君无不事必躬亲。如，秦始皇曾下令各级 地方行政机构凡事都须层层上报，以致“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2]（P17）史料记载， 秦始皇每天批阅的奏章就重达 120 斤。这种时期，是皇权的巅峰时期。

随着朝廷政务的日渐繁忙，文书数量急剧增多。如，到了汉武帝时期，只单单是刑事 文书就“盈于几阁”。文书堆满了房间，就连秘书小吏们也来不及阅读，皇帝一人想要事 事过问，大小事务都亲自处理，无论从个人精力、时间还是客观能力上已是不可能。他只 能将大量的文书交给身边亲近的官吏去初阅。这其中就包括了宦官。起初，在皇帝身边服 侍的宦官们是不被允许识字的，然而当皇帝有了需要宦官识字的需求时，宦官学校便应运 而生了。如朱棣的儿子宣宗朱瞻基在宫中设立“内书堂”，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宦官学校。 内书堂规定招收十岁以下的学生两百到三百人，由宫内太监司礼监秉笔任校长，德高望重

的长者担任学长，并且请了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从设立内书院开始，宦官读书识字 就成为了明朝的定制。秘书官吏初阅文书后，将其分为轻重缓急，将重要的、急迫的文书 呈送给皇帝批答；而随着重要急迫公文的增多，又迫使皇帝委托中央秘书机构对之提出初 步意见，后来甚至发展到由秘书官吏代答，皇帝过目后以皇帝的名义颁发。这样，繁重的 国事一步一步削弱了皇帝对国家政权的掌控，皇权逐渐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皇帝的作用， 也逐渐从一个发号施令的君王变成一个联系宗法和维持朝廷运转的象征。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每个王朝都经历了由兴盛到衰亡的过程。在衰败和灭 亡的阶段里，往往昏君庸主迭出，权臣之间的斗争席卷了整个王朝。由权臣扶立的幼主更 迭频繁，这些皇帝或根本不具备理政的能力，或沉湎享乐，机要文书都由权臣控制的秘书 机构拟制，加盖上皇帝的玉玺颁发。这时，皇帝就成为一尊彻底的精神偶像，皇权成为掩 盖权臣斗争的工具，皇权完全象征化。文献综述

统治者总是力求从意识形态上强化皇权。皇帝自称天子，是代天统领天下的天子，认 为所有的臣民都必须绝对服从他，这样，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的帝王才更有使人信服的力 量。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主要的经济形态，势单力薄的个体农民无力抵御天灾人祸，寄希 望于天子来保护他们的个体经济。因此，有为之君会轻徭薄赋、宽减刑罚，这个时期政治 清明，农民能过上较为安定的生活，对天子的偶像崇拜观念就浓厚一些，而到了王朝的中 后期，政治趋于黑暗、人祸天灾频繁的时候，农民得不到天子的保护，对天子的作用就发 生怀疑，崇拜的观念淡化而消失。如秦末暴政使农民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责 问，东汉末年的战乱则使农民发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

皇权在意识形态上的减弱，同样对秘书官吏的观念产生了影响，降低了他们对皇帝的 敬畏、崇拜、服从。他们或出于忠君，或出于忧国，或出于权欲，就进而提出扩大秘书机 构职权的要求。如北宋末年，一些追求人格独立的中书省官员公然表明：“至于君，虽得 以令臣，则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屈从。”[3]（P70）这些言论 大胆宣布：皇帝并非神，而是人，是人人都可以做的，因此，他不可能没有错误，但是秘 书官员对皇帝的错误命令是不必屈从的。凡政务要事应当经过中书省的集体商议再做决 断，不能够由皇帝一人说了算。这是皇权衰弱时期秘书强烈要求扩权参与政治生活的典型 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