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无论是从指挥国事，还是从观念条件上来看，皇权都有周期性地由强转弱的现 象，这为秘书机构的扩权提供了方便条件。

二 公文处理制度是秘书机构膨胀的渠道 秘书机构最原始的职能是查阅文书，方便帝王处理政务。这包括全国各地上奏文书

的收发、文书的分类、根据皇帝旨意拟定诏书等。公文文书处理是维持国家高效运转的主 要环节，也是中央秘书机构展开工作所围绕的中心。因此，从某方面来说，谁要是掌握了 文书掌制权力，谁就能大权在握。

因为文书的重要性，很多帝王都为分散文书工作、加强中央集权而做出了大量的努 力。唐朝时期，唐太宗沿袭隋朝设立三省六部制，而又让一些品级比较低的官员同三省长 官共议国事，冠以“参知政事”、“参与朝政”、“参议得失”[4]等名号，执行宰相之职。 后来又出现了“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位，给予一些身边亲近的 官员有掌制文书的实权。这样，有实权的官员增多，形成相互牵制的状态，有利于加强中 央集权，防止了皇权旁落局面的出现。来.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文书制度影响着权力。中央秘书机构职能的发挥离不开对文书的把控，文书制度也因 而成为秘书机构职权膨胀的重要工具。秘书官吏由于文书处理而使得皇帝对其的信任不断 提高，秘书官吏的地位也因而不断上升，最终秘书权力的范围不断扩大。历史上，公文制 度随着王朝的更迭一再变迁，在其中，对秘书机构有重大影响的文书处理制度则主要集中 于贴黄和票拟制度。

“贴黄”起源于唐朝。唐朝的贴黄制度类似于今天的修正制度。唐代皇帝敕书写在黄 纸上，如果某一处需要修改，就重新写在黄纸上，贴在正文的后面，这个过程称之为“贴 黄”。宋代，“贴黄”不再是一个纠错制度，而更加类似于当代公文的“摘要”。“贴黄” 的概念也变成了：“凡上行文书写完后如有重要补充，可另外写于黄纸上贴于正文后，称 为‘贴黄’。”[5]宋代规定，凡是要上呈皇帝的文书奏章，必须将内容要点、呈递时间写 在黄纸上，贴在奏折封面或者文章的开头，这种行为称之为“引黄”。“引黄”打开了公 文文书摘要的大门，它使公文受理者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公文的主要内容，从而提高了 处理事务的效率。

明代的贴黄制度内涵相当丰富。明朝的章奏极为冗长，这种现象在万历和天启年间达 到顶峰。明朝崇祯帝厌烦了官员动辄两三千字的奏折，命令内阁制定出相对简洁扼要的奏 折批答方法，“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过百字，粘附牍尾，以便省览。”[6]（P774）明朝 的章奏用白纸，虽然称之为贴“黄”，但仍然用的是白纸。用白而称“黄”，这说明贴黄 在当时已经是一种习惯用语，“黄”也已经成为文书制度中的专门术语。除此之外，明朝 贴黄还是一种严密的人事档案制度。作为官员人事档案制度的明代贴黄，分为文职贴黄和 武职贴黄，二者分别记录文官和武官的档案。在此方面，“黄”指记载文武官员的籍贯、 任职以来的功过以及升迁档案的人事档案，是选拔官员的重要依据。明代的贴黄有了如此 重要的意义，为秘书机构的膨胀大开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