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天，一个刚出生就因女性身份被生父差点淹死的“背时鬼”，在父权话语的专制下坚忍的生长。她既有传统乡村女性的性情忠厚和忍辱负重的品质，更具备一种源自土地的野蛮反抗力量。她常去乡下的土地庙，不是祈福祷告，而是诅咒他的父亲，李甲戍，早点死，怎么死都行，就是别让他活着。她失望的时候会在田埂上咬草根，轰赶群鸟，甚至倒撕青蛙皮，她也会深夜啃食火柴头，用这种死不成的方法寻死，她用自虐或施虐的方式来抵抗传统的专制父权话语。但在当时的农村，女性的这种反抗是无力的，乡村女性的教化功能也潜在的束缚着女性自由的灵魂。“乡土社会中阻碍着共同生活的人充分了解的却是个人生理上的差别”“永远划分着人们生理差别的是男女两性”,[2](P54)男女性别的差异决定着男女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也造成男女之间的隔膜。李甲戍用专制父权话语决定着家庭成员的选择和追求，无论是李春天的工作还是她的爱情，甚至连李春天自己做的一条喇叭裤他都剪掉。这里既有李春天自我的追求，更包含着乡村女性抗争失败的残酷现实。李春天最终以出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父权话语下的生活，她把在自己家干活的快乐，当做对李甲戍的报复，嫁人后从不回娘家，以此来逃离专制。但是她刚逃脱父权的牢笼却又被夫权的枷锁禁锢，在两岁的儿子意外溺毙后，刘芝麻，他的丈夫，把她打出了血，她只能连血带泪咽回去。在刘家她无疑承担了繁衍香火的职责，生育两女之后，被计生人员抓取结扎，使刘家在村里失去地位，更让她在家中彻底失去了话语权。后来她迷上了打牌，迷上了那种发号施令完全她说了算的感觉。这一方面隐喻着乡村女性精神的无处安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乡村女性在长久的压抑之下也存在着对男性专制话语的崇拜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在李春天进城之后，城市的光怪陆离和绚丽繁华抓住了她心底叛逆的那一部分。她学城里人的腔调和走路方式，穿新式的衣服，开始对刘芝麻反感，在城里找到了一个男人（孙湘西），她有虚荣心，为了跟孙湘西去香港，甚至提出离婚，但在刘芝麻苦苦哀求之后，她又为自己的出轨自责。她只是把离婚当做防卫的武器，“很多夫妻都是这样，对方本不是自己的人，睡得多了，就成了自己的人”,[3](P262)李春天的反叛只是游走在传统男权的边缘，经济的不独立和精神的依附，使她不可能成功。在刘芝麻入狱后她看清了刘芝麻的嘴脸，自己只不过是他的生育工具，他的附属品，孙湘西的冷漠也让她进一步看到自己对于他只是发泄肉欲的替代物，两女丧生之后，她精神崩溃再无依靠，只能在生活中游走。这也说明，具有抗争意识的乡土女性，只有具备独立的意识和经济能力才能冲破传统的男权压迫，自觉地确立自己的性别地位。

农村相对于城市来说，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层面都处于劣势地位，闭塞自守的外部环境也束缚着农村的文化形态，传统的男权话语更是堪称独步，这些都使乡土女性承担着双重的压迫。即不但要承受落后的生产所带来的物质的穷困，还要被农村封建保守愚昧无知的精神枷锁所禁锢，文献综述作为农村底层人群的底层乡土女性成为了乡土社会双重悲剧的承担者。

而作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乡村女性则经受着新的创伤，行走在另外一种命运之中，承接着传统与现代的双重重压。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把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加剧着城乡的分化，而农村作为边缘化的地域，在现代商品社会和消费文化的浸染下，逐渐催生着农民的欲望，乡村的价值体系也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乡村不再像传统的小农经济那样自给自足，农民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在封闭的地域圈子里安贫乐道。甚至出现了对乡土的厌弃和对城市的向往的农民群体，一方面城乡差距加大致使农村显得更加破败凋敝，贫穷仍然充斥着乡村的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城市的富裕、机会和活力加剧着农村人的进城愿望和离土倾向。在城市的现代性对农村传统的冲击中，乡村女性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城市对她们来说，更是对农村单调乏味的生活、对传统性别语境的一种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