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裤袋里掏出证件给警察看一下后就“长驱直入”，“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向两个警察点点头后跳上面包车”，“一辆没有牌照的面包车”。[4]（p22）

这一系列细节描写分明有点“贼喊捉贼”的意蕴，“有证件”、“点头”、“没有牌照”几个关键词一提取，很显然是官官之间的把戏与计谋。政府的暴力拆迁，让郑小敏熟睡中的父母葬身在一片废墟之中，政府的强制手段，弃两三千的民众反对意见于不顾，并将死亡事件编造成因公殉职，显然与现实社会的民主，法治要求相违背。作者以生命为代价控诉了政府的黑暗，希望以血的教训来唤起政府的反思。这里余华将笔锋直指政府，写别人不敢写，说别人不敢说，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余华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的，他要保护百姓的利益。在无名人士的冤假错案中，轻描淡写的严刑逼供过程，看似冷漠，实则残忍。在这个民主，法治要求的社会里，严刑逼供下，对的能变成错，错的能变成对，简直是荒谬至极。至于这篇新闻稿的真实性与否我们暂且不必深究，因为与官府挂钩的事情我们了解的范围有限，但是官府的权力意识根深蒂固显然是不利于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所以在余华创建的“死无葬身之地”和谐世界里，自然一切就真相大白了，一切不公正的待遇在这里是不存在的，这里是真正的解脱和自由之地。

    在《第七天》里，余华笔下的人物都充满正义，积极主动，没有像鲁迅笔下的看客，这是余华与鲁迅的最大差别。余华相信群众的力量，这是时代的象征。在我的另一个妈妈李月珍的事件中，作者虽然只有简短的叙述，但是却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反映了出来。当李月珍发现这个社会的丑闻时，正直的她没有成为鲁迅笔下的看客，而是提着菜篮去了报社，正是因为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可读性，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闻逐渐走进了每家每户，因此它的力量不容小觑。这件事情被报道之后，记者随即到医院调查情况，结果不明缘由的院长出来接见，了解情况后脸色立马变了，将责任推给副院长，副院长再推给办公室主任，丧失人性的办公室主任将事件归结为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将死婴视为垃圾。在权利的面前即使金钱也会黯然失色，报社接到上面的指示撤销了报道，正义的公民便将新闻发布在网上，在舆论的压力下院方才承认错误。所以余华在《第七天》里不断地依赖网络媒体，不断地借助民众的力量，借助他们的手还原事情的真相。然而，在现实的当天晚上，只有太平间发生了地质坍塌，李月珍和二十七名婴儿神秘失踪，记者专门采访了打扫太平间的勤工，证实了下班前尸体还在的事实，并且了解到殡仪馆晚上不工作的规定，那么尸体去哪了呢？前面我们了解到地质坍塌，太平间出现的天坑。作者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便将事件的问题暴露于无形，也就是作者一贯采用的细节描写。比如：观赏这个“天坑”，像是事先用“圆规”画好的。后来市政府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对外宣称尸体已被火化，但是却疑点重重，连之前的勤工也拿了封口费而改口。到这，事情便告一段落，真相我们便不得而知。然而将新闻作品植入小说创作，作者需要对新闻本身的真实性进行评判和反思。陈力丹曾说过“新闻只能选取很少的事实加以报道，从而媒体呈现世界的真实程度是有限的。” [5]所以当现实中事情的真相无法被还原的时候，余华想到了让死人开口说话，他便借助死人之口来陈述事实，这是余华创作《第七天》的一大特色，所有事情都在现实与虚幻两个世界的叙述中的到了还原，这种手法让他的小说再次具有先锋性。“先锋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可重复性’它是一种前卫性的，独创性的，尤其是在作品所体现的精神内涵上，体验，思考，表达前人所没有做过的。” [6]（p230）但是死亡之后的李月珍也并不能说明事情的原委，所以余华在亡灵世界里还原事情真相的时候，是采用语言叙述的方式，因为现实世界会不断有人进来，会不断带来事情发展的最新进程，这里没有谎言，直至真相还原。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