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同性恋作为边缘群体长期以来被视为社会的异类。在台湾文学中，同志文学作为新锐文学成为先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开创先河的一部作品，白先勇的《孽子》首次将目光聚焦在同性恋者的本体上，用悲悯的情怀，关注这群“青春鸟”在被赶出窝巢后，找寻救赎时的痛苦与挣扎。当这群彷徨在街头的孩子成长至九十年代朱天文笔下的“荒人”，同性恋者对自我身份的认同逐渐从怀疑、抗拒直至建构，对情感的皈依也从隐藏迈向张扬。71492

毕业论文关键词：台湾；同志书写；情感流变；孽子；荒人

Abstract:Gay as a fringe group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heterogeneous of the society for a long time. In Taiwan literature, Gay literature becomes a pioneer as a new literature. In the eighties, as a work that came before dawn, Bai Xianyong’s Evil focus on gays in the ontology for the first time. He   paid attention to the group of "youth" after they are drowned out of the nest and sought for salvation , at the same time, the pain and struggle is always with them . When the group of children who wander in the streets grow up to the "wild man" under Chu Tianwen's in the nineties. The self-identity of gay is gradually from doubt, resist until construction, conversion of feelings is also from hidden to be public. 

Keywords:Taiwan,Gay and lesbian writing,Emotinal rheology,Crystal Boys,Outcasts

在1987年以前，台湾社会尚处于国民戒严期间，此时台湾不少作家对同性恋就有过暧昧地描写。在白先勇创作初期的两篇短篇小说《青春》和《月梦》中，对同性恋的描写已经有涉及。在此时期同志书写代表作品还有白先勇的《寂寞的十七岁》，林怀民《安德烈·纪德的冬天》等等。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白先勇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孽子》脱下了暧昧的外衣，第一次正面描写同性之间的爱恋，成为台湾同性恋小说的奠基之作。在这部关注同志身份建构和寻求认同的作品中，白先勇将“乡愁”、“身份认同”、“亲情”、“救赎”等多重主题纠结变奏，“呈现出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音响”[1] 。论文网

随着台湾解禁，社会大众对同性恋的普遍态度逐渐温和。与前辈作家相比，九十年代的后生们对同性恋的关注从外部社会与边缘人物的对峙转向异端性爱困惑的探寻以及自身情感的皈依。朱天文的《荒人手记》从一个中年同志的视角出发，秉承着作为先锋力量的社会精英对同性恋者逐渐走向宽容的态度，而主流文化依旧视其为异端时的内省。用近似意识流的内心独白的创作方式，将现实与梦幻撕扯揉合，在自我喟叹和反省中对灵与肉、情感皈依等问题进行深刻而痛苦的灵魂思索。

在现有的同志书写研究中，对《孽子》的“家国性”以及《荒人手记》中的“阴性书写”已经有成熟详尽的研究，但在对两部作品人物情感的纵向探讨中尚属空白，本论文通过分析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两部同志书写代表作品，探讨在时代洪流中同志情感的变化。

一、《孽子》中同志身份的建构

（一）家庭和社会的双重流放

《孽子》在卷首语中写道：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犹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2]（P1）他们生长、游走在黑暗的边缘。在诸多对同性恋者的流放中，最先的冲突来自于家庭内部，最深的刺痛来自于社会的压力，在两者的交集下，同性恋者对自我身份产生巨大的怀疑。

《孽子》并不是在讨论对与错、是与非，而是面对社会边缘群体发出悲悯的呼声。小说从主人公李青被传统世界的放逐开篇，当“孽子” 们的“孽情”不容于世时，最先与他们发生冲突的是父亲。阿青的父亲高举自卫枪，眼睛充斥着怒火，用颤抖悲愤又沙哑的声音喊道：“‘畜生！畜生！’”[2]（P2）小玉的继父用“卡车上的铁链子”“‘屁精！屁精！’”的边骂边打。在这些父辈形象中，阿青的父亲是军人经历过“长沙大捷”，小玉的继父当过驾驶兵，傅老爷子是军人，王尚德也是军人。流淌在军人血液中的是纪律和国家意志，军人更是一个社会道德的坚定维护者，这些父亲无一例外，希望下一代能子承父志，为国效力，但由于年代的断层，父亲的意志并不没有得到“孽子”的仰视和崇敬。因此，在“孽子”与父亲的冲突中，“父”对“子”的惩罚都伴随着一系列军事色彩，“自卫枪”、“闭门思过”、模拟政治犯的“流放”。这些父辈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作品在反映深刻的社会问题上，流露出更深层次的家国意识。作为父权社会的放逐者，“孽子”在寻求自我救赎的同时，也对父爱和亲情充满渴望。父亲对“孽子”们放逐的决绝在“孽子”们的自我追逐中慢慢消逝，白先勇在作品中努力想调和、修复父子间的冲突，但首先“孽子”们要主动寻求和解的可能，即“认父”，作为坚持异性恋观念的父亲的代言人，傅老爷子对阿青说到：“你们这些孩子，只顾厌恨你们的父亲，可是你们可也曾想过，你们的父亲为你们受的苦，有多深么？”[2]（P252）傅老爷子失去爱子时的痛苦，龙子的父亲临终前至死不肯见龙子，父亲们在心灵上所受的创伤并不少于“孽子”，传统道德观念的压力和对儿子深沉感情的矛盾，让傅老爷子沉痛地向龙子说道：“你愈痛，你父亲更痛！”[2]（P248）在痛定思痛的悲悯中，父亲不自觉地扮演了救助者的角色。昔日从大陆流亡到台湾的“老同志”与今日“新同志”被“老同志”流放的两种不同情境在作品中交织，使得“孽子”的救赎之路也成为了父权到父爱的回归之路。“孽子”的身份认同问题和“父/子”认同的问题在这里被反复错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