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现象并非只在当时社会存在，而是可以追溯至古代。同性恋者以及同性恋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平等，但在“少数即异端”的社会性取向中，同性恋被社会所排挤。对“孽子”们的流放并没有在被父亲赶出家门后停止，主流社会对同性情欲的谴责更为激烈。面对随时会来的警察，“孽子”们像逃离敌人枪口的麋鹿般，依靠动物的本能来躲避和逃离。同时，在这种人兽无异的处境中，暴露即毁灭，“孽子”们对同性的情感在无处言说的哀诉中被压抑，对自我的存在充满怀疑。

（二）乌托邦的建立和幻灭

白先勇强调《孽子》是要为“无家可归”的“青春鸟”们建立一座乌托邦，在这部作品里，这座乌托邦首先是“新公园”。在这座黑暗王国，“孽子”们作为动物的本能被激起，变得异常警觉，警察将他们视为“社会垃圾，人类渣滓”。此时，这些“孽子”们并不特别的取向也在复杂的社会和权力的打压中变得扭曲且畸形。他们跨入新公园的同时，又不得不向同性出卖男色来谋生，这也就出现了扭曲的社会形态——龙阳嫖客。在同性恋的社会中，这种犯罪形式是不会被主流形态承认，并且不受法律保障的，而这种方式和出口显然与逃出社会寻求自由精神相违背。当正统世界给予他们“人妖”、“禽兽”等非常人的标识时，他们用“千年乌龟精”（杨教头）、“耗子精”（老鼠）等绰号来自嘲。与这些绰号类似的还有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野凤凰”的意象，邱妙津在《鳄鱼手记》中创设的“鳄鱼”的意象。与外界直接给予他们带有侮辱性的称呼相比，他们的自嘲无疑是想对其进行冲突，但在无法形成一种文化表达时，他们只能通过自嘲来内化他者的刻板印象，在破败、衰弱的语气中折射出同性恋者对自身宿命的哀叹。“小说中吴敏问阿青：‘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我们呢，阿青？文献综述我们逐什么？’阿青答：‘我们逐兔子？’”[2]（P114）在默认着“我是妖孽”的同时，“孽子”们为同志身份的归属找寻另一个出口——我们追寻什么？当被挤压在边缘时，“孽子”们迷茫而不知前路所在，他们不约而同地在逃离中和一直找寻的出口间相拉扯。当王夔龙主动要给阿青提供一个长期栖留的住所时，阿青却费足了劲把小腿刺出了血也要翻过公馆的铁门；面对正派、可亲、又谈得来的俞先生时，阿青因觉得满身污名而崩溃逃离；无论老周如何逼迫小玉与他同住，小玉都只肯一个礼拜去三四天。此时的“孽子”们在迷茫中虽然对自我的同志身份默认，但在一个安身立命的稳定居所与社会所认为他们应当的归宿“后车站”、“莲花池”、“新公园”、“隐蔽的旅站阁楼”之间，因为仍旧羞耻于同性之间的欲望，而选择后者，“孽子”们对社会给予他们的不平等关系表现出厌恶，但自身却也耻于暴露。这是对自我身份回归的失败和抗拒。小说下半部分，这座乌托邦由“新公园”移至杨教头的同性恋酒吧“安乐乡”，可是再次受到警察和记者的驱逐和干扰，最终未能坚持营业。主人公阿青在寒冷又孤寂的除夕夜只能回到“新公园”里继续游荡，与偶遇的罗平拉起彼此的手，奔向住处。伴随着建立乌托邦理想的幻灭，“孽子”们的身份追逐也在“无家可归”中以失望告终。“”

二、“荒人”情感的追逐和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