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一脉相承，却因其特殊的地域因素而格外命途多舛。台湾散文以“五四”新文学时期赖和的《无题》为开端，在新文学骁将张我军、重要作家杨逵等的响应下曾有小量作品出现，日据时期因禁用中文写作而几乎停滞，直至1945年光复后随文化教育及出版业的普及和发展才有了进一步发展，而台湾散文的真正活跃要到1949年后大批大陆作家迁台开始。在经历了“五四”时期以梁实秋、林语堂为代表的第一代，在大陆接受教育，经受战乱忧患后在台湾登上文坛的第二代，如：罗兰、林海音等，生于大陆，成长受教育与台湾并开始创作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第三代之后，当代台湾散文作家已步入出生于台湾，成长于台湾，也受教育于台湾的第四代新生阶段。[2]（p301-303）台湾当代散文如今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尖锐泼辣的柏杨、嬉笑怒骂的李敖、幽默诗性的余秋雨等风格鲜明的大家之外，乡土散文、都市散文、学者散文也蓬勃发展。吴念真作为出生于1949年前后的第四代散文作家，以独有的质朴语言、行云流水的笔触继承并丰富了台湾散文创作，记录当代台湾的人间群像，展现上世纪末历经风雨后的台湾本土风俗人情，渗透者作家本人内心温暖的人文关怀、别样的乡土情结和隐约的现实忧思论文网……

一、 温暖的人文关怀

当代台湾文学中的“人文”因素可追溯到50年代夏济安创办的《文学杂志》，它以远“政治”而重“人生”的倾向，朴实、冷静、理智的作风，融贯中、西的色彩在台湾文学史上首次明显表现出人文zhuyi倾向。[3](p1-6)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新文学也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下发轫的，台湾文学中人文zhuyi这一倾向与中国大陆以周作人、沈雁冰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和以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等为代表的重要诗歌流派——新月派的文艺理论皆有相似之处，是这一时期台湾文坛结合自身发展需要在对中国大陆文学进行选取、过滤后有机结合而获得的产物。

在政治高压的50 年代台湾文坛，“人文”一方面是以其特有的关怀精神冲淡了文学的极端政治化倾向；另一方面则是使文学应以“人”为中心, 表现社会生活，反映时代，描写人生、人性的观念得以深入人心。在现代zhuyi文学占主导地位的60年代，乡土文学主导文坛的70年代时期，“人文”虽生长于“现代”与“乡土”的夹缝中，甚至不断受到来自政治如“三民zhuyi”的冲击，而终未能在文坛形成主流而大放异彩，但它仍以温和的方式融入到作家的创作之中，继续着自身的繁衍和延续。[4](p89-99)

吴念真出生于普通煤矿工人家庭，生长于淳朴善良的村庄，他曾说：“我小时候生长的是人跟人那么靠近的世界，没有人叫谁先生小姐，都是叫阿伯、阿姐、阿公、姑姑，全村都是这样的。我端起碗可以从村里这一家吃到村尾那一家，一个小孩子就是大家的。那时候的村里人，都是互相帮忙、同情、关怀的。” [5](p120-123)正是这样的出身及经历造就了满怀真情关心“底层”生活的吴念真。“人文”与“人”密不可分，吴念真懂得只有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关怀才能造就最温情的故事，他笔下的人物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没有大气磅礴的伟人，更没有光彩熠熠的明星，却多的是生活中我们不曾留意的琐琐碎碎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的小生活集中体现了台湾这片土地上所流淌着的坚韧品质、理想信念和台湾人之间那相互关怀着的脉脉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