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电影叙事中，侧重点由强调与烘托同性恋转变为程蝶衣对于艺术人物近乎偏执的坚贞。忠诚和背叛的主题也承载了关乎历史、理想、艺术的种种因素，导演突出强调了由动荡的时代背景生发出的历史悲剧，这使爱情故事的本身倒退成次要位置。在此意义上，陈凯歌的视角更为宏观，对小说的立意进行了深化和拔高，两人的对立处于精神层面上，即在历史的动荡变迁中，能否能够坚持自己的选择和理想。影片中的程蝶衣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同性恋”，而是塑造成一个将戏文与人生划等的梦者,一个一贯坚持的艺术理想和人生立场的纯真人物。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他的人生被打上了戏的烙印。他由于痴戏入境而混淆了客观实在与艺术世界,与此同时“蝶衣爱小楼成了虞姬爱霸王的戏外延伸”[2]之处，潜移默化中蝶衣的爱憎已不拘于性别之间，情理之外意料之中地发展成为蝶衣在内心深处受到了戏词的感染和角色的影射，怀揣着虞姬爱霸王的情感态度，用自己柔情缠绕裹挟着小楼。且不管时移世易，无论观众是谁，他都一丝不苟、用心卖力地唱，唱给国民，甚至唱给日本人。与总是被的巨大阴影笼罩着的段小楼相比，在程蝶衣身上竟能看到淡定沉着，那大概是一种对于艺术和爱的恪尽职守。段小楼作为他的对立面是个戏里戏外划分得很清楚的人，电影中的霸王固然是霸王，无奈宝刀已老，英雄迟暮。在他身上看到更多的是历经时光的碾压和现实的斑驳后，将他的豁达乐观、英勇无畏消磨成了惜命恐惧、平凡庸俗，让我们能够从他个人身上反观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所谓凡夫俗子的真实，年纪还小的时候有着可贵的豁达英勇甚至孩子气，而后却被生活和社会打磨变样走形成了庸俗卑微的身影。小说的笔墨置换成电影导演对于动荡时代的深刻思考，可见作者在文本中用时代来衬托人，导演在影片中是用人来衬托时代。

（二） 电影对小说的结局改编

李碧华小说原著的故事结尾是趋于现实性的。小说中程段二人被下放劳动，一别数年后，程蝶衣身为艺术指导到香港访问演出，早年安身于此的段小楼途经戏院，忽然看见"程蝶衣"三字，恍若隔世。两位再见，昔日的英雄与美人都已垂垂老矣。当他们相约再唱《霸王别姬》时，戏至巅峰蝶衣拔剑自刎，自杀未遂，最终随团回国，段小楼孤身寂寞独留于香港苟活。两人重逢尚且不易，冥冥中或许真有命运的安排，未曾想澡堂中的谈话使蝶衣受到了更大的伤害：

“我——我和她的事，都过去了。请你——不要怪我！”

小楼竭尽全力把这话讲出来。是的。他要在有生之日，讲出来，否则就没机会。蝶衣吃了一惊。

    他是知道的！他知道他知道他知道！这一个阴险毒辣的人，在这关头，抬抬手就过去了的关头，他把心一横，让一切都揭露了。像那些老干部的万千感慨；“革了几十年，一切回到解放前！”[3]（p183）

原来师兄明白他的恳切心意，平素却坦然自若地眼看自己和菊仙斗得两败俱伤，你死我活。菊仙的步步为营和蝶衣的委屈妥协竟是为了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的男人。蝶衣向自己一笑：“我这辈子就是相当虞姬”心中不禁因世事的变幻莫测难以揣度而黯然，段小楼的的澄清使他无语凝噎，段小楼在这漫长年月来心知肚明地伪装让他愤恨，却又恨他为何要在时过境迁渐行渐远的时候捅破这层窗户纸让他无地自容，使他耗尽毕生心力织造的情网就这样彻底沦为了一出荒诞不经的闹剧。再唱《霸王别姬》后二人便分道扬镳，情深缘浅让彼此再相聚后的分离释然这纠结的感情。李碧华运用理智与现实的笔锋，在还原真切的个体后，人生仍在延续，这种贴近生活的结局安排使角色的情感更纠结矛盾且苍凉写实，令读者忍不住揣测日后那索然无味的残余岁月该将如何自处，只剩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