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新事物、新思潮前，他都有着自己的思考，总是先思索，要弄明白其本质，明白其所以然，才决定“信”与“不信”，而不是一股脑儿的完全接受或者完全拒绝。这种坚守自己思维个体化立场的特征一直影响着他的一生，这或许也是他后期能在文物研究领域闯出一片天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对国家社会深沉的杞忧

“因为他不承认一切富人专有的‘道德仁义’，所以从‘旧观念’看，他是个坏人；因为他不肯附和别人发狂，把文学当成政治的工具，在‘新观念’看，他不是好人，有时被一方误憎，有时又被另一方误爱。”[5]沈从文对思维个体化的坚守使其处境尴尬，有时也会受到双面夹击。在那个时代，他的思维方式以及思考问题的角度是没有多少人能懂的，所以在面临精神“崩溃”时，也没人能及时让他“恢复”，后来在家书中也表示出与周围世界少共同语言、共同理解的“隔膜”。可是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份坚守，“过去不依赖国民，解放后又不走阎王殿小路”[4]所以在政治斗争中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作家而言，受的冲击较小。在他这段期间的书信里，体现得更多的是一种大爱的关怀，对整个国家社会深沉的杞忧。民族的苦难与发展，他都看在眼里，对国家的爱也藏在心里，通过书信在字里行间流露里出来。在于家人的通信中，经常也有提到对家国大事的评论关注，虽然很少有直接犀利的评语，但都透露着沈从文的思索。小到家庭生活，大到社会状况，家书里的叙述，无不体现里沈从文的忧思。可以说从书信中反映出的沈从文，骨子里就透着一种忧郁气质，这种“忧郁”并不是指他的精神状态，而是对社会悯怀忧思的一种大爱，是一个知天命的老者的沉思。

面对各种政治斗争如火如荼的开展，沈从文表现出的是深沉的忧虑。“这里外事略有所知，即不免感到深深杞忧。”“许多人像是无所事事，不知作什么好，看起来令人忧虑。上万的路人，极少有人在路上看报纸社论。事实上很多大致看不懂报纸社论，不明白重要性。我心中不免怀有一点杞忧。一种深刻的杞忧。”[4]对社会中的反常现象，沈从文觉察到了，表现出担忧，对国家现状的忧虑。家书中多次出现“杞忧”，这是沈从文面对一分严肃的现实，普遍的消极情绪的有传染性的浸润扩张，大部分人避实务虚的现象，表现出的对国家、社会的深沉的杞忧。沈从文的思维是透过这些反常现象，探寻其本质，并在看透后表达出自己的忧虑，表现了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上的特性。沈从文是带着对社会的观照，并怀着一种“悲悯”意识思考，在他的思想里深深融入了一种杞忧。文献综述

二 处世哲学

沈从文给人的印象大都是单纯善良，宽容待人，淡泊名利，从不愿伤害人。走过了战火连天的年代，在新中国社会中，他变得更加谨小慎微，待人接物也更加宽容、平和，为人处世显得更加圆融温厚。他对孩子的教导更是以这种圆融的处世哲学为主流，在这他的家书中多有反映。另一方面，他为人处世又不时流露出真性情，纯真本质。待人接物，真诚相见，对人很少有斗心机的，这在书信里对孩子们的教导都可以体现出来。

（一）圆融

沈从文在维系人际关系方面，一向是不会耍心眼，也不太深谙世故。他自己说“总觉得学什么，困难都难不倒，对付人，可很不好办。”[4]他感到最不好应付的，即和人接触，而且也担心与同事之间的摩擦会影响到工作。在家书中多次提到了在人际关系方面难以应付的困顿。尤其是在“”时，只要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招致灾祸，即使亲人之间，也有相互揭发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因政治斗争的激烈而近乎泯灭。因为太过单纯，沈从文在各色各样深谙世故的人面前，总显得太多天真，而与他们的交往难免会感到力不从心。他以自身的经历，在给大哥写信时提到要越少和人往来谈话为好，亲戚间不走动，可省事些。这里的沈从文并不是柔弱，而是以退为进，“吃一堑，长一智”。中国有句古语“小人难防”，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唯有少与人接触，方可享受自己的一片净土。为了有意义有价值的生存，尽自己未尽的义务，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有时候不得不向世界妥协。来*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QQ752018766*